戲劇本體 審美特性 實踐理性——譚霈生戲劇思想探邃(廖奔 劉彥君)

　　新時期伊始，當中國的戲劇實踐正在拉開撥亂反正大幕，當戲劇理論的焦點正集中在重新定位戲劇的社會功能，一部深入探討戲劇內在規(guī)則與審美特性的著作出現(xiàn)了，它就是譚霈生教授的《論戲劇性》。當時的社會興奮點還正在熱衷于言說戲劇應該回歸它的本體——戲劇必須有戲劇性，譚霈生的成果已經(jīng)探前一步在告訴你什么是戲劇性了。這種本體研究的結晶，在新時期戲劇理論發(fā)展的路徑中獨樹一幟、別開生面，先決地回答和滿足了當時實踐理性的疑問與渴求，因而受到讀者極大的歡迎，一時成為此起彼伏的時代理論思潮中戲劇界的閱讀鵠的。

　　這，就是譚霈生教授的最初奠定。以后，在《戲劇本體論》等著作中，他逐步豐富和完善了自己的戲劇思想，提煉出情境論等重要戲劇理論命題，完成了對戲劇特性的理性認識和科學闡釋。他的學說直接指導和引領了新時期戲劇的舞臺實踐，也在一代又一代后學的閱讀和傳承中延續(xù)著自己的理論生命，直至今天。

　　如果我們把視野延展，拉開距離觀察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段，把譚霈生的研究放在20世紀東西方戲劇理論的背景坐標上來定位，會更加清楚地了解他這種本體研究的意義和價值。

　　中國傳統(tǒng)的戲曲理論中較少有本體研究，盡管明清戲曲理論家王驥德、李漁的著述都已經(jīng)涉及，談論到結構和演出效果等，但仍然偏重于曲學，尤其王驥德的曲論中曲律占了很大比重。

　　20世紀開篇西方戲劇被引進中國舞臺以后，最初的戲劇家們開始了新理論架構的構建與充填。田漢、洪深、歐陽予倩都在主要從事舞臺實踐的同時，也注重導演理性的探討，后來產(chǎn)生的“南黃(佐臨)北焦(菊隱)”導演實踐則把這種探討推向成熟。但對于戲劇本體特性的探尋還有待于理論家宋春舫、熊佛西、余上沅等人的努力。最初還只是對西方理論的譯介，停留在引進、咀嚼和反芻的層面，到了張庚1940年前后在延安魯藝戲劇系教授《戲劇藝術引論》課程時，已經(jīng)具有了對西方戲劇有限理論閱讀和更加有限舞臺實踐進行感性歸納和理性總結的價值，但這種對戲劇藝術本體的可貴理論關注，被當時社會實踐對戲劇社會功能的無限張揚所沖斷、所代替。社會更加關注的是話劇的“有用性”，以及由之生發(fā)的“中國接受”的可能性：作為舶來品的話劇必須完成民族化、本土化和內植化的現(xiàn)實命題，才能夠真正在這塊土壤上立基并發(fā)揮作用。因而，人們更加關注的是——從曹禺的《雷雨》標志著中國話劇藝術走向成熟，到老舍的《茶館》象征著中國話劇獨立品格形成——這一運動過程本身。

　　新時期重新界定戲劇社會功能的激辯聲中，以及人們?yōu)閼騽≈匦聼òl(fā)出巨大輻射力和影響力的歡呼聲中，譚霈生教授坐在書齋里沉靜思考，力圖接續(xù)上述歷史使命。他細細地梳理和辨析戲劇藝術的美學原則，在借鑒西方戲劇理性概括的基礎上——從布倫兌爾到勞遜、阿契爾的學說，依據(jù)對中國話劇80年舞臺經(jīng)驗的歸納和提煉，輔以對西方戲劇實踐與中國戲曲傳統(tǒng)的更多感悟，架構起中國第一部探討戲劇藝術內在規(guī)律的完整著作。譚霈生的實踐理性，使他把目光對準了戲劇構成的各個要素：動作、沖突、懸念、情境、結構、場面、時空、假定性、形式、形態(tài)、再現(xiàn)表現(xiàn)等，完成了獨特的戲劇美學架構，而他的認知則為世界戲劇理論府庫增添了中國經(jīng)驗。

　　由上述坐標系提示，我們認識到譚霈生戲劇理論架構的確立至少包含四個方面的意義：一、它將人們對戲劇的解讀，從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依附狀態(tài)中剝離出來，把時人思維從外在于戲劇導向審美本體的回歸，以此作為自己理論研究的出發(fā)點和立足點，形成了戲劇藝術內在規(guī)律研究的獨立路徑。二、它以對戲劇審美體驗的直感為基礎，建構起自己的閱讀、鑒賞視界，使經(jīng)驗向感性回歸，使結論向理性回歸。它讓人們懂得了戲劇魅力要向戲劇的自身品格中探尋，要向戲劇構成的基本要素中去尋找。三、它在西方現(xiàn)代派戲劇理論的影響下，從戲劇構成的整體性出發(fā)，完成了對戲劇創(chuàng)作本質的推導——情境論，提出情境與性格關聯(lián)說，即把個性的人與特定情境聯(lián)系起來，由之探討人物的動機以及行動，最終實現(xiàn)劇作本旨向“人”的回歸。而這種學術成果的奠定，昭示出第四重意義：譚霈生不隨波逐流的學術路徑，彰顯了一種特立獨行的人格魅力，顯示了學者獨立的學術品格。

　　譚霈生的戲劇理論對中國新時期的創(chuàng)作實踐產(chǎn)生了巨大的指導與引領作用，其影響至今仍處在生發(fā)過程中。因而，他的學說成為中國戲劇理論一塊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