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與中國經(jīng)驗相逢

——西方女性主義話語在改革開放的中國語境

http://taihexuan.com 2013年10月08日15:28 來源：中國作家網(wǎng) 荒林

　　討論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的話語際遇，改革開放的大環(huán)境，撲面而來的全球思想資源，就像陽光雨露和植物，它們相遇相生的蓬勃風景，是我們理解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持續(xù)生長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一方面是外來女性主義理論話語，一方面是本土經(jīng)驗需求表達，相遇激活了全新想象空間，有如愛情，誕生出了一個全新的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想主體。

　　西方女性主義進入中國的方式，可說是出版?zhèn)鞑サ钠孥E。一方面是作為理論的旅行，另方面更是作為女性主義者形象的旅行，后者更由于其生動可儀的女性主義生活方式，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對女性主義的想象和接受，也極其生動地參與了中國女性主義的生長和開發(fā)。由于中國語境的不同需要，西蒙·波伏娃(1908-1986)、漢娜·阿倫特(1906-1975)、蘇珊·桑塔格(1933-2004)這三位被并稱為西方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分子，其最有影響的著作出版于50至70年代，作為女作家、女學者、女思想家，她們推動和影響了60年代以來西方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二次浪潮，但她們分別是在中國的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和2000年代，即中國開放以來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發(fā)展的不同階段，經(jīng)由出版?zhèn)鞑サ牟煌�選擇以相序相承的翻譯文本，以文本的女性主義符號，先后抵達中國，并與中國語境發(fā)生作用的。她們的互補卻不同的思想，在中國當代思想解放深度推進的不同歷史時段，經(jīng)由中國式閱讀，構織出當代中國女性主義不同時段的言說之聲，從一個側面真實地反映了當代中國在巨變現(xiàn)實中，文化重構所面臨的困難和需要討論的不同話題。借助西蒙·波伏娃、漢娜·阿倫特和蘇珊·桑塔格等西方女性主義符號的照亮，中國女性主義在近二十年生長發(fā)展中，已將一些幽暗沉默的經(jīng)驗，包括性別經(jīng)驗和國家民族經(jīng)驗，漸漸地帶到思想語言的明亮地帶。雖然這種借助光照的旅行過于短促和匆忙，期間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和中國的階級分層與中國的性別結構變動同步發(fā)生，錯綜而復雜，本土經(jīng)驗的深刻、復雜與遼闊從一個角度僅可作一豹之窺測，但是，如何借助翻譯權力話語表達急變的中國生活的渴求，仍然可以使我們了解中國當代女性主義如何與中國現(xiàn)實生活對話交談從而在本土環(huán)境中呈現(xiàn)出自身存在的特點。

　　第一節(jié)       

　　西蒙·波伏娃

　　——開啟中國女性主義的主體成長

　　70年代末80年代初結束政治動亂重新回到城市化軌道，給中國人的生活帶來重大轉折，而前所未有的社會競爭和個人競爭，也使得中國的男女平等局面空前失衡。開放的中國出版界敏感到存在主義讀物在中國的需求，薩特和波伏娃以存在主義哲學家的身份進入了中國閱讀視野。進入中國的西蒙·波伏娃幾乎是以薩特終身伴侶和事業(yè)搭檔形式為中國讀者接受的。大約1980-1985年間熟悉外國文學理論和創(chuàng)作動態(tài)的研究者，都還沒有意識到西方女性主義對于中國的特別意味，甚至也沒有意識到西方女性主義本身存在的狀態(tài)。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隨著各種紛繁而至的外國文學理論一同被介紹進中國，卻沒有明晰的概念和界定。而女性主義作為思潮和理論，遠沒有引起出版界重視。但是此時的中國女作家已經(jīng)在她們的寫作文本中探討中國的愛情婚姻矛盾，并進而質疑中國的男女平等現(xiàn)實，《愛，是不能忘記的》和《在同一地平線上》及《方舟》等在今日被視為中國當代最早的女權主義文本，在當時已因其揭示中國現(xiàn)實問題受到極大關注。人們從這些文本看到的是中國性別的存在狀態(tài)，同時感到了中國女作家的敏銳發(fā)言。

　　然而1986年堪稱西方女性主義在中國的著陸年。被譽為“西方婦女解放的圣經(jīng)”的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在中國翻譯出版，它第一次系統(tǒng)地將女性主義理論引入中國。這部著作由桑竹、南珊翻譯，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實際上只是原著的第2卷，原著的第1卷后由曉宜、張亞莉等譯出，以《女性的秘密》為名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于1988年才出版。這種肢離的出版，卻正體現(xiàn)了翻譯和出版的權力運用，關心中國讀者的接受需求，也可說是關心女性主義在中國語言環(huán)境的成活率�！暗诙�性”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命名，也是一個中國語言環(huán)境可以馬上理解的詞匯。相比第1卷太深西方文化背景剖析，第2卷要感性得多，可說是直接討論女性的困境。這和當時中國女作家討論中國女性的現(xiàn)實困境如出一轍。翻譯文本和現(xiàn)實文本一拍即合的認可，正是女性主義獲得生長的契機。此后，西方女性主義的一些權威著作被逐漸翻譯進來，西方女性主義在中國開始了符號之旅。

　　西方女性主義對于當代中國女性主義的影響，是從其符號之旅才真正開始的。早在1955年西蒙·波伏娃與薩特一起訪問過中國，并作為法國人民的友好使者，在國慶節(jié)那天登上天安門觀禮臺，她回法國兩年后還曾出版中國隨筆集《長征》。但是，那時候作為女性主義者的西蒙·波伏娃，卻沒有成為中國文化空間活生生的人物，沒有對于中國女性主義產(chǎn)生傳播意義的影響。當時中國的文化空間是封閉系統(tǒng)，外來的種子無法落地生根。

　　1988年年初，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奧秘》由巫漪云、丁兆敏、林無畏翻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拔覀儾荒茉俸鲆暸�性的聲音：除了我的丈夫、我的孩子和我的家庭，我還想得到更多，”《女性的奧秘》是挑戰(zhàn)傳統(tǒng)性別和社會結構的有力的女性主義宣言。1989年2月，由王還翻譯、三聯(lián)書店出版了《一間自己的屋子》，這是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于1928年宣讀的一篇學術論文，在文中，伍爾芙對女人社會地位的歷史與現(xiàn)狀進行了分析。她認為，男性世界中的宗教、法律和經(jīng)濟條件時常成為女人思想和行為的枷鎖，要解除這種枷鎖的困擾，女人就該有勇氣去爭取獨立的經(jīng)濟力量和社會地位。經(jīng)濟獨立可以使女人不再依附于任何人，有一間自己的房子，女人就可以平靜而客觀地思考，更可以不受干擾地進行創(chuàng)作。1989年構成女性主義理論氣候的重要著作還有瑪麗•伊格爾頓介紹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女權主義文學理論》在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這些出版物都體現(xiàn)了對于中國現(xiàn)實需要的話語關懷。

　　但是，一方面由于存在主義思潮對應于80年代中后期社會急速轉型個人焦慮緩解急需，另方面人們對于社會轉型與性別結構調整懷抱理想主義期待，和以上的出版物相比，西蒙·波伏娃本人的傳奇與她的著作，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語境，更被當成一個時代的閱讀時尚，以符號傳播的意義而獲得更為廣泛的閱讀。與其說是女性主義理論以其新銳啟人心智，不如說西蒙·波伏娃與薩特的不婚關系更令閱讀充滿愉悅想象。西蒙·波伏娃與薩特的生活被描寫為愛情神話，相關的出版物介紹他們共同的事業(yè)與生活，或是通過他們的關系介紹西方知識分子的新式生活，中國城市讀者，特別是職業(yè)女性和知識女性讀者，在閱讀接受的想象空間把西蒙·波伏娃與薩特關系理想化和浪漫化，以對抗現(xiàn)實生活中家庭和事業(yè)雙重壓力由于社會運轉加速而日益加重的恐懼。這個時期中國的理論工作者也開始了自己對于中國性別問題的思考。1988年李小江主持的婦女研究叢書出版，其中一些著作借用了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分析中國性別問題。但是，中國的理論界并沒有提出新的解釋中國現(xiàn)實性別問題的理論。而最為暢銷的《第二性》，以翻譯語言的方式，無疑參與了中國社會最激動人心的性別變動與言說。“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變成的。”從英語譯來的這個漢語名句，顯明的意義所在是：女人的處境是可以改變的！人們不關心法語原句型，也不追問譯成英語的句式是否符合波伏娃原意，這個充滿辯證思維的漢語句子，才是變動的中國現(xiàn)實生活所需！人們需要理論高度的概括性和指引性，“因此，當概念從客方語言走向主方語言時，意義與其說是發(fā)生了‘改變’，不如說是在主方語言的本土環(huán)境中發(fā)明創(chuàng)造出來的�！薄爸钡叫碌脑~語和意義在主方語言內部浮出歷史地表�！盵[1]]求變的中國更有求變的女性，變便是漢語的發(fā)言，是浮出歷史地表的中國女性的發(fā)言和意義。

　　暢銷的《第二性》在中國有多種版本出版，直到2004年中國書籍出版社推出《第二性》全譯本，離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初版時間已是18年。從已有的譯介文章看，很少將西蒙·波伏娃放在一個歷史的過程審視，也很少文章介紹之后女性主義對于《第二性》的突破。可以理解的原因除了對于《第二性》的推崇，更因為中國現(xiàn)實的性別問題很復雜，中國所期待的女性主義符號，是建設性和非破壞特點的，變，但要朝向可以把握的方向變。這或者就是另類場景的生長：不自覺之中一個新的愛情神話就緩沖了兩性沖突的尖銳，更緩解了諸多復雜沖突中難于決擇的困難。新的兩性關系是什么樣式？西蒙·波伏娃如同一扇天窗，她的陽光明媚的生活方式以想象符號，與“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變成的”的理論一起，引領了中國女性的主體成長方向。這個方向并不偏離當代中國改革的時代主題，而是恰到好處把女性的變化與時代的變化步調一致起來了。

　　第二節(jié)       

　　漢娜·阿倫特

　　——言說：中國女性主義渴望的政治關懷

　　1992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張京媛主編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這是第一本由國內學者編輯的西方女性主義批評文集。如前節(jié)所述，運用譯介的權力，編者第一次將“女性主義”一詞在中國語境中合法化。理由是：“女權主義”和“女性主義”反映的是婦女爭取解放運動的兩個時期，前者是“婦女為爭取平等權力而進行的斗爭”，后者則標識“進入了后結構主義的性別理論時代”。[[2]]更為深層而真實的理由，則是在中國語言環(huán)境中，“女性主義”是一個比“女權主義”更令人接受的詞匯，避免了中國文化對于“權”的敏感和拒絕，而進入后結構主義的性別理論也意味著戰(zhàn)斗銷煙已然過去了。于此，西方女性主義在中國的旅行進一步獲得了通衢。

　　《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收集了19篇西方第二階段女性主義批評中前沿性的研究論文，作者包括美國的伊萊恩•肖瓦爾特，桑德拉•吉爾伯特，蘇珊•格巴，喬納森•卡勒，佳查•斯皮娃克，法國的波萊娜•西蘇，露絲•依利格端，朱莉亞•克里斯蒂娃等。盡管由于篇幅限制，書中的每位學者思想都只能反映出一鱗半爪，但是這么大的陣營本身就有很大吸引力，這是一個集群的符號，對于激發(fā)文化想象力的作用是空前的。從前言來看，編譯者應該是有意識地將“西方”兩字從書名中隱去了，這兩個字的空白，可說為閱讀傳播提供了激動人心的想象圖景：當代女性主義是全球性的，在當代女性主義中，中國的聲音是什么呢？

　　加入世界的聲音，體現(xiàn)中國的改革開放，其時正是中國主流與世界接軌的政治理念。中國政府歡迎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為配合這個大會，中國出版界首次成批出版女性讀物和女性主義學術著作。1995年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著、王蓁翻譯的《女權辯護》、約翰·斯圖加特·穆勒著、汪溪翻譯的《婦女的屈從地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二本早期女權主義及自由女權主義的奠基之作，把《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談到的“女性主義”第一階段“女權主義”時期的“婦女為爭取平等權力而進行的斗爭”的努力過程，以翻譯符號的形式呈現(xiàn)在中國讀者面前。而同年，伊麗莎白·溫德爾著，刁承俊、許醫(yī)農翻譯的《女性主義神學景觀》，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社出版。這本理論著作呈現(xiàn)的是“女性主義”“進入了后結構主義的性別理論時代”的知識特點，它不僅是第二階段的產(chǎn)物，甚至可說是晚近的知識風景，它所做的對傳統(tǒng)神學最徹底的更改和批判，對于中國讀者而言，是陌生而新異的經(jīng)驗：基督教的起源有母性文化基因，但被男性神學和教會清除了；新約正典之編纂是適應父權制社會之確立；上帝是我們的母親，而非僅是“天父”；新約關于耶穌的原始記述表明，馬太、末大拉的馬利亞比耶穌的門徒更理解耶穌，而且是耶穌復活的最初見證人；在由男性記述的基督教會史后面，隱藏著一部被隱瞞的女性基督教會史和信仰經(jīng)驗史；女性的基督論應糾正作王的男性基督論；男性式的成義論應對女性的性負罪感負責；索菲婭的上帝之愛應代替父權式的上帝之愛；亞拿(馬利亞之母)--馬利亞--圣嬰耶穌的三一論應取代圣父--圣子--圣靈的男式三一論。[[3]]由于中國沒有基督文化背景，這些論點幾乎可以看做是翻譯文本要表達的一個核心信息：女性主義具有宗教立論的正義性。

　　通過世界婦女大會的造勢，西方女性主義在中國獲得了權威性地位。原來比較敏感的論題開始獲得中國語境的回應。作為第二階段女性主義理論標志的凱特•米莉特的《性政治》翻譯出版，一下出了兩個版本，分別是社科文獻(1999)和江蘇人民(2000)。和《第二性》專注于女性處境研究不同，《性政治》敏銳而激烈地抨擊男權制，把男女兩性關系納入“政治”范疇，認為女性主義在根本上是政治運動，有其明確的政治理想。

　　在討論女性主義的政治理想上，中國理論界沒有明確的理論語言，或可說，由于西方女性主義的權威存在，中國女性主義者感覺到默契或默認的必要。翻譯傳遞工作變得繞有趣味：90年代關于權力探討的各類西方著作在中國出版，中國文化界對于權力話題的熱切關注深入到權力的形成、演變和解構；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網(wǎng)絡時代的到來，漢娜·阿倫特這位西方影響重大的女政治哲學家，為中國女性主義的政治關懷提供了理想的話語場地。女性主義學者崔衛(wèi)平對漢娜·阿倫特做了多角度的闡述，在論述漢娜·阿倫特對于極權批判的思想價值時，崔衛(wèi)平特別分析了漢娜·阿倫特與支持希特勒極權的哲學家海德格爾早期的情人關系，崔衛(wèi)平認為漢娜·阿倫特能夠從任何負面關系中取得正面經(jīng)驗因而能夠成就大業(yè)，她的《積極生活》和《為阿倫特一辯》在網(wǎng)上廣為流傳，體現(xiàn)了讀者渴望也愿意從個人生活方式角度理解女思想家的思想的特點。[[4]]

　　正如前面所說，女性主義者形象的旅行，更由于其生動可儀的女性主義生活方式，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對女性主義的想象和接受。事實上漢娜·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由林驤華譯，是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yè)有限公司出版的，大陸并沒有正式的簡體版本。但重要的是，漢娜·阿倫特和極權關系提供的想象資源：她既是最無情的批判家又是難舍難分的情人，她的“積極生活”為讀者啟動了多元思考空間，為言說政治與個人關系開辟了新的可能。

　　中國女性主義既要關心政治又要找到合適話語，對漢娜·阿倫特的網(wǎng)上討論正是這一有趣現(xiàn)象的注解。而西方女性主義“性政治”所以能夠在90年代到2000年代以各種翻譯文本，全方位進入中國傳播，也是由于出版?zhèn)鞑ゲ捎昧撕线m的時間策略，利用了中國主流政治與國際接軌的大語言環(huán)境。世婦會搭建的中外婦女對話平臺，為中國女性主義演練思考、思想、和想象力，提供了既安全又必然是場景式的政治參與空間。事實上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帶給中國的女性主義政治方式至少有：非政府組織，弱勢群體關懷，社會公平、公正的理念，社會性別意識的提高等。但是，這些真實的政治參與需要漫長時間和艱苦努力。而通過對漢娜·阿倫特這個已然行動者的閱讀、闡釋和討論，卻能產(chǎn)生場景和話語演習的激情。某種意義上，翻譯文本闡述的漢娜·阿倫特形象呈現(xiàn)的正是中國式的女性主義的政治關懷，一種全新日常生活方式的熱情。

　　第三節(jié)       

　　蘇珊·桑塔格

　　——從政治關懷到消費文化批評：日常生活價值之思

　　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不僅需要真正參與行動也需要行動經(jīng)驗的提升。盡管2000年代的中國女性主義部分地開始了界入社會變革的行動，但更多的工作仍然是對于自身狀態(tài)改變的溫和訴求，更多仍然是對于西方女性主義的學習與移植。這便是為什么中國還沒有出現(xiàn)像西蒙·波伏娃和漢娜·阿倫特這樣思想家的緣故所在。然而中國女性主義對于西方女性主義思想的借助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作為自身存在和發(fā)展的參照以及反思和批判的資源，對西方女性主義某種重要話語的復述或闡述，呈現(xiàn)出中國女性主義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實境遇和現(xiàn)實主題。

　　2004年12月28日，被稱為“美國公眾的良心”的著名女知識分子蘇珊·桑塔格在紐約因白血病去世，享年71歲。西方主要媒體紛紛發(fā)表訃告和悼念文章，予以各種名號和贊譽：“唯一的明星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英雄”和“最后的知識分子”等等。英國BBC稱她是“美國先鋒派的大祭司”。中國的網(wǎng)絡和報刊在對西方媒體紀念文章和稱譽進行轉載的同時，發(fā)表了一系列自己的評論文章。在強調蘇珊·桑塔格的知識分子立場時，特別指出了她的獨立特行和先鋒意義。有文章甚至就蘇珊·桑塔格與中國新左派的紙上談兵進行對舉，認為美國左派蘇珊·桑塔格政治上的言行一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德行之鏡。“她始終是獨立的、批判性的人道主義者，持久地抗議一切全球的、國家的和地區(qū)性的霸權以及各種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上的壓迫”[[5]]更有文章指出：特別是在中國的當下，她是評論界與閱讀界的一個流行符號，她的思考也正在代替某些人的思考。[[6]]在此我們再次發(fā)現(xiàn)了“直到新的詞語和意義在主方語言內部浮出歷史地表�！盵[7]]體驗到蘇珊·桑塔格的傳播效應在中國語境中的發(fā)生。嚴格意義上蘇珊·桑塔格的英文著作罕為中國讀者了解，中譯本的資料也并不齊全，中國讀者了解所謂獨立知識分子蘇珊·桑塔格，不過是傳播中的有傾向的評介而已。然而“她是評論界與閱讀界的一個流行符號”卻中了要害：作為一個流行符號的蘇珊·桑塔格，不僅是中國語境的閱讀傾向，更是一個反復談論的、中國2000年代的熱點話語：流行。也就是消費文化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指認參照，中國女性主義不得不關注的新的話語場地。

　　至2000年代中國的市場經(jīng)濟已舉世承認，但中國的市場經(jīng)濟文化卻遠不如經(jīng)濟本身繁榮，與市場經(jīng)濟匹配的多元思想空間和言論空間遲遲沒有發(fā)育完好。一方面不得不擺脫政治中心情節(jié)，另方面又難以撐控市場中心文化，游走在雙重邊緣的處境令一些不甘寂寞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有所選擇。所謂獨立便是這種雙重邊緣處境的自我確認，始終是獨立的、批判的，再加上抗議的，對蘇珊·桑塔格的借用，為的是有清晰而又高貴的符號，為的是對于不能合作回敬以高傲的姿態(tài)。但是，流行的選擇顯然更加國際化也更加容易獲取經(jīng)濟資本，于是，蘇珊·桑塔格的時尚、前衛(wèi)、對于消費經(jīng)濟時代處以輕松闡釋的牛仔作風，無不成為中國知識分子閱讀的“流行”。盡管蘇珊·桑塔格崛起于西方女性主義第二波浪潮之中，1963年出版第一部小說《恩人》為女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所激賞，出色的女性主義思想方法更體現(xiàn)在1966年結集的、也是她最重要的一部評論集《反對闡釋》中，可是在介紹這部重要評論集時，譯介鮮有對于女性主義分析方法的強調，而更多從中國語境出發(fā)，將之定位到后現(xiàn)代主義流通之中。如果按照蘇珊·桑塔格在接受陳耀成采訪時說的話：“在我看來，所謂的后現(xiàn)代主義———即是說，把一切等同起來———是消費時代的資本主義最完美的意識形態(tài)。它是一個便于令人囤積、便于人們上街消費的理念。這些，并不是批判性的理念”[[8]]可知蘇珊·桑塔格不僅不是后現(xiàn)代主義，且對于后現(xiàn)代主義的非批判性理念持反對立場。然而她和她的思想在中國流行的處境，卻反映了一個后現(xiàn)代囤積的、便于人們上街消費的狀態(tài)。另方面這也是中國日常生活狀態(tài)的表面的形象化。

　　這狀態(tài)是由全球資本文化向中國沖積所制造：1980至2000年代的中國經(jīng)濟上升可類比1960至1980的美國經(jīng)濟騰飛，受到現(xiàn)代技術和物質嚴重擠壓的當代中國，急需對于技術和物質的理論闡釋，而過于龐大的歷史積累與過于超荷的時空逼迫，使得面向美國的借鑒幾乎從物質到方式，除政體而外，更依賴的洽洽是對于物質和技術的適當?shù)年U釋。蘇珊·桑塔格1977年出版的《論攝影》在2000年代的中國流行，正可說是某種適當?shù)年U釋：仿佛與政治不相干而又是可握在手的技術，闡述人與物質互動的、或者是精神的關系。幾乎算得寬容而優(yōu)雅了。更何況蘇珊·桑塔格還有電影、時尚、及國際政治的諸多闡釋，用她的反對闡釋來說，多元的、從容不迫的生存態(tài)度和生活方式，是人在全速改變的生活場景中應該具備的素質。一些迷戀、一些分析、一些批判，葆有人對于物質的主體體驗。這一切如此投合中國日常生活建構的需要。

　　除卻人與物質的關系，還有人與人，特別是人與自己的關系，在一個全速轉變時期，認識自己成為人最隱秘而急切的需要。蘇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隱喻》和續(xù)篇《艾滋病的隱喻》，也許是她在中國擁有最多讀者的著作。《疾病的隱喻》風行于中國的薩斯流行病之后，決非偶然：人們太需要安全而又合理的闡釋，尤其需要說服自己的理由，《疾病的隱喻》以體己的舉證和精致的分析，為閱讀找到了最合適的口感，既釋放了集體驚擾的情緒，又深入個體生命日常的關懷。之后再讀《艾滋病的隱喻》就很容易了，因為血液管理不當而導致的中國艾滋病嚴重狀態(tài)，非常需要集體情緒安撫和個體關懷體貼，有這樣充滿生命體貼的分析，歡迎的理由已是充足。

　　甚至不需要中國的女性主義者對蘇珊·桑塔格做出闡釋。她在中國的流行就是闡釋，這種闡釋反對闡釋，因為一切顯得多余。關心人在消費時代與物的相處，關心人與人、特別是與自己的相處，才是蘇珊·桑塔格的人道主義核心所在。她在每一個階段、每一種文體所探索的，是我們時代所遭遇的。而這遭遇不僅有了傾聽者也同時有了對話者，蘇珊·桑塔格作為文化符號的中國之旅就是傾聽與對話之旅：傾聽與對話，這就回到了女性主義的方法論。

　　頗有意味的是，大多數(shù)介紹蘇珊·桑塔格的文章都會寫到蘇珊·桑塔格的長發(fā)和眼睛，她的出眾的長相和個性化的穿著，并且通常以此來比喻她的文字、特別是批評文字的個性化。也就是說，人們愿意接受她的女性/個性化風格，從外在到內在。在此意義上，又是女性主義的榮幸了。對于2000年代的中國來說，蘇珊·桑塔格的流行，或者體現(xiàn)了女性主義較好的環(huán)境，或者體現(xiàn)了人們對于女性主義的渴望與需求。并且是，與日常生活和時尚相結合。

　　2000年代，一部分中國女性主義開始探索社會介入，如中山大學艾曉明教授等對于孫志剛案、黃靜案的法律援助，[[9]]另一部分繼續(xù)文化移植或者思想對話。在中國的現(xiàn)實場景中，女性主義的不同的努力正在深化。如蘇珊·桑塔格指出：“我們關于癌癥的看法，以及我們加諸癌癥之上的那些隱喻，不過反映了我們這種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們對死亡的陰郁態(tài)度，反映了我們有關情感的焦慮，反映了我們對真正的‘增長問題’的魯莽的、草率的反應，反映了我們在構造一個適當節(jié)制消費的發(fā)達工業(yè)社會時的無力，也反映了我們對歷史進程與日俱增的暴力傾向的并非無根無據(jù)的恐懼�！盵[10]]認識到陰郁、焦慮、魯莽、草率無力和恐懼，這一切構成人類文化缺陷的消極因素的危害，正是我們邁出健康步子的前提。

　　事實是，我們對于日常生活價值重建的努力體現(xiàn)于各個方面，而需要建設的工作細致又漫長。

　　自近現(xiàn)代以來，借助翻譯文本和西方符號的中國旅行，對于所處時代作出相應的闡釋，已是漢語習慣，現(xiàn)代漢語對于古代漢語的革命，在根本上便是翻譯語言與文化對于漢語的加入和生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女性主義正是在西方女性主義符號傳播過程中發(fā)育成長起來。以上分析西蒙·波伏娃、漢娜·阿倫特、蘇珊·桑塔格三位被并稱為西方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分子在中國80、90和2000年代的傳播過程與特點，體現(xiàn)了閱讀旅行過程對于中國女性主義的重要意義，不僅是眼光和思想的修煉，更是經(jīng)驗的喚醒和開發(fā)與命名。無論是作為女性的存在，還是中國人的存在，中國女性主義目前正處于如何真正獨立思想、言說和行動之際。在此維度，我們有理由期待與西蒙·波伏娃、漢娜·阿倫特、蘇珊·桑塔格并稱為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分子的中國女知識分子、或女性主義者出現(xiàn)。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在此語境中傾聽、對話、再生產(chǎn)，文學文本、理論文本和跨文體文本，回響著時代之音。

　　[[1]] 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xiàn)代性》(中國，1900——1937)，宋偉杰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2年版權，P36－P37。

　　[[2]] 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前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P1－P15。

　　[[3]] [德]伊麗莎白·溫德爾：《女性主義神學景觀》，刁承俊、許醫(yī)農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5年版。

　　[[4]] 崔衛(wèi)平：《積極生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P111－P172。

　　[[5]] 劉擎：《桑塔格之于我們這個時代》，《世紀中國》網(wǎng)上首發(fā) 發(fā)布日期：2005-01-17

　　[[6]] 鄒志渭：《蘇珊·桑塔格的身后》，http://ent.sina.com.cn 2004年12月31日11:03，金羊網(wǎng)-新快報

　　[[7]] 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xiàn)代性》(中國，1900——1937)，宋偉杰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2年版權，P36－P37。

　　[[8]] 陳耀成：《反對后現(xiàn)代主義及其他——蘇珊·桑塔格訪談錄》黃燦然譯，《南方周末》，2005年1月6日。

　　[[9]] 荒林主編：《中國女性主義》2004春，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0]]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

　　【本章其他參考文獻】

 

　　[1]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譯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

 

　　[2] 波伏瓦：《薩特傳》，黃忠晶譯，百花洲，1996。

 

　　[3] 黃忠晶：《第三性：薩特與波伏瓦》，青島出版社，2003。

 

　　[4] 阿倫特：《人的條件》，竺乾威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 菲利普•漢森： 《歷史、政治與公民權：阿倫特傳》，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4。

　　[6] 川崎修：《阿倫特：公共性的復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7] 蘇珊·桑塔格：《反對闡釋》，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8]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9] Feminist Theory Reader: Localand Glob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Carole R·McCann and Seung-kyung Kim·P·Cm, Publishedin 2003 by Routledge,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