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都該讀科幻小說

——專訪加拿大“科幻教父”羅伯特·索耶

羅伯特·索耶

電影《2001太空漫游》中的newspad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科幻作家或者像“現(xiàn)代科幻小說之父”凡爾納一樣，乘坐游艇在旅途中尋找靈感，寫下《海底兩萬里》等名著；或者像《三體》的作者劉慈欣一樣，一邊思考著關乎宇宙命運的宏大命題，一邊被工作、股票、女兒的考試成績等生活瑣事所填滿。

　　羅伯特·索耶顯然不是這兩種類型。這位加拿大“科幻教父”的履歷表上有著一長串榮譽——作為為數(shù)不多的包攬雨果獎、星云獎和坎貝爾獎三大最具影響力的科幻獎項的作家，他出版了22部長篇科幻小說，包括“恐龍三部曲”、《金羊毛》、《計算機中的上帝》等，2007年，他被中國讀者評選為“銀河獎最受歡迎外國科幻作家”。

　　但與此同時，這位科幻大師還是政府機構、科研部門甚至跨國公司的座上賓。他常年擔任“探索”頻道加拿大版的評論員，為《科學》與《自然》雜志撰寫專欄，并受邀擔任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規(guī)劃局(DARPA)等機構的顧問，甚至在谷歌、摩托羅拉等公司擔任咨詢顧問。

　　“對于政府和商業(yè)團體來說，他們確實應該重視科幻作家，”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時，索耶談及自己的多重身份時解釋，“科幻作家負責描繪未來，科學家負責將其變?yōu)楝F(xiàn)實。比起科學家，科幻作家能夠更自由、沒有顧忌地預測未來�！�

　　科幻作家不應該毫不負責地空想，而應該擔負起批判現(xiàn)實的責任

　　8月22日，站在北京中國科技館的演講臺上，53歲的索耶面對臺下數(shù)百名慕名而來的科幻迷，談論的話題不是他新書的內容，也不是怎樣進行創(chuàng)作，而是“科幻與預言”。

　　這位記者出身的科幻作家，從小就愛讀科幻小說。1985年，當時25歲的他得到了一個采訪著名科幻作家艾薩克·阿西莫夫的機會，自此堅定了成為科幻作家的信念，并從90年代開始進行科幻小說創(chuàng)作。

　　起初，索耶的作品也是充滿了天馬行空的想象，按照專業(yè)人士的說法，是面向傳統(tǒng)核心讀者的硬科幻。但逐漸，這位長相酷似好萊塢明星布魯斯·威利的科幻作家認為，完全超出讀者想象的作品很難得到認同，過于脫離現(xiàn)實的科幻也很難引起共鳴。

　　“科幻一方面是大尺度的，一方面又是和現(xiàn)實緊密關聯(lián)的。”索耶表示。如今，他的小說不再發(fā)生在遙遠的未來，而是距離當下不遠的時候。

　　索耶還坦言，他每年只有3個月的時間用于寫作，剩余的時間幾乎都在“做兼職”。除了擔任加拿大政府有關部門的咨詢顧問，他還應邀給土耳其第二大銀行的雇員們做演講，主題是“放眼未來，如何建立一種長期思考”。

　　聽起來，這些顧問工作都和科幻創(chuàng)作毫不沾邊。有一次，他為加拿大政府做法律方面的顧問，“我們可以通過DNA的讀取來預測你可能患有某些疾病，或許會涉及個人隱私，但假如這個隱私涉及了有基因疾病的人的丈夫、孩子們的知情權時，哪一方是需要保護的呢？這就是他們邀請我們幫忙解決的問題之一”。

　　但在索耶看來，這些恰恰是一個科幻作家應該擔負的責任。他常用“科幻是現(xiàn)實的鏡子”的比喻來解釋，科幻作家不應該毫不負責地空想，而應該擔負起批判現(xiàn)實的責任。他的小說涉及多種主題，從電腦狂魔、恐龍復活、時間旅行，到平行時空、太空偵探。最近的作品《人性分解》則講述了人類對宇宙和內心的雙重探索。

　　事實上，這也是科幻界的傳統(tǒng)。1818年，英國作家瑪麗·雪萊創(chuàng)作了第一部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這部關于生物科學的小說，第一次提及了生物倫理學。如今，生物倫理學已經(jīng)是一門成熟的學科，用索耶的話來說，“這個學科就是由科幻小說創(chuàng)造的”。

　　許多在科幻小說中出現(xiàn)的描寫，也在現(xiàn)實生活中實現(xiàn)，包括凡爾納描寫的月球旅行、潛水艇，英國作家威爾斯描寫的立體空戰(zhàn)、坦克等等。1944年，美國科幻作家卡特·米爾在《生死界線》里逼真地敘述了原子彈的技術環(huán)節(jié)，發(fā)表后招致美國聯(lián)邦調查局的審查，他們誤以為當時秘密進行多年、連副總統(tǒng)都蒙在鼓里的“曼哈頓工程”泄了密。

　　科幻不是為了預測未來，而是為了預防未來

　　科幻作家可以給政府、科研機構甚至金融、法律行業(yè)充當智囊？許多中國科幻迷第一次聽說這事兒時，都覺得難以置信，但在歐美科幻作家中，這其實司空見慣。

　　北京師范大學科幻理論學教授吳巖指出，對于政府等機構來說，有時候正需要科幻作家這種不受可行性約束的想象力。比如美國在“9·11”恐怖襲擊之后，就運用了“科幻反恐”的手段。當時，被斥為“缺乏想象力”的美國國土安全部花費790萬美元邀請大批科幻作家，專門負責想象恐怖襲擊的可能性。

　　這些科幻作家來自西格瑪小組，其中包括曾協(xié)助里根總統(tǒng)構思“星球大戰(zhàn)”導彈防御系統(tǒng)的科幻小說家波奈爾。小組創(chuàng)立人、科幻作家阿蘭·安德魯斯認為，“科幻小說家一直活在未來”，而保衛(wèi)國土“需要一些能提供瘋狂構思的人”。

　　索耶沒有加入西格瑪小組，理由是不太贊同美國安全部門的一些做法。不過，他卻答應了DARPA的邀請。他們計劃建造一艘宇宙飛船，可以用幾百年的時間飛到其他星系。在索耶看來，這個名叫“百年星艦計劃”的項目對于人類的未來來說，“所做的事情是積極的”，這也是“并不會隨便給什么人都做顧問”的他會答應的原因。

　　索耶以及另一位科幻作家斯蒂芬·巴克斯特在這一計劃中負責的工作，首先是想象怎么能夠讓人類從地球飛到其他星系去。除此之外，還要思考社會倫理方面的問題。

　　從目前人類掌握的技術條件來看，人類想要到達其他星系，可能至少需要數(shù)十年甚至數(shù)百年的時間。那么，星艦上的人群將會構成一個相對封閉的小型社會，這個社會可能是由數(shù)代人構成的。

　　即使是在科幻小說里，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何讓新生的一代人，在遠離原計劃發(fā)源地的基礎上，和祖先們保持同一個想法？索耶簡單地解釋了一番：飛船上第一代人可能會想，我們要探索宇宙，然后返回地球，但是，“如果你并非出生在地球，而是出生在宇宙飛船上，你可能就會說，我們來到了這個星球，就留在這里，不要回地球，我們才不在乎地球如何呢”。

　　在索耶看來，科幻小說的公共價值主要體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可以剔除社會公眾的消極面，讓公眾不會被陰暗面俘虜，并且推動發(fā)展科學和技術。另一方面，科幻小說培養(yǎng)公眾長遠的眼光，讓人們學會長期的思考未來。正如已故的科幻大師雷·布雷德伯里所說，“科幻不是為了預測未來，而是為了預防未來”。

　　科幻小說關乎理性和價值，而不僅僅是科學技術

　　科幻小說家之所以值得被重視，用索耶的話來說，閱讀科幻小說對人們適應快速的科技發(fā)展很有幫助，“政治家們都該讀讀科幻”。

　　或許，商界人士也應該多讀讀。索耶提到了阿瑟·克拉克于1968年在電影《2001太空漫游》中“預言”的平板電腦，連名字都是與iPad驚人相似的newspad，但極具諷刺的是，電影中的平板電腦是由IBM公司制造的。

　　雖然他也承認，在英語世界，科幻小說的讀者越來越少，許多人轉向了奇幻小說。但他依然希望：“科學和理性主義在西方能受到更多珍視。那些還在讀科幻小說的讀者在科幻小說中發(fā)現(xiàn)了價值而不是因為小說里預言了未來的科學技術�？苹眯≌f同時也是探索深層哲學問題的方式，它關乎理性�！�

　　“讓我們看看，未來的十年會發(fā)生什么�！边@位科幻大師眨著灰藍色的眼睛說，“我想我們會在生物科技方面有非常重大的突破，延長人類的壽命。而未來的一百年后，我們會在外星生命的探索上取得重大突破，或許那時候人類會永生——那將是個災難——未來的一千年則太遙遠了，也更難想象，但那時候人們可能會拋棄他們的軀體，而選擇下載他們的記憶�！�

　　而在索耶的科幻作品做出的所有預測中，他本人認為最為重要的，也最簡單的一個是，“未來是存在的”。

　　核武器、環(huán)境危機等諸多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于人類頭頂，許多科幻小說、電影也因此大肆渲染末日降臨的場景，其中的一部分某種程度上甚至已經(jīng)在我們周圍悄然發(fā)生……盡管如此，索耶仍然堅信人類文明還將有很長的路要走，未來的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乃至一萬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