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要堅持文學，而是需要文學來平衡生活

　　香港作家三人談

　　不是我要堅持文學，而是需要文學來平衡生活

　謝曉虹

韓麗珠

陳冠中

　　提到香港作家，除了西西、也斯、董啟章這些文學前輩，也有韓麗珠、謝曉虹、潘國靈這樣的后起之秀，他們被稱為香港最有代表性的優(yōu)秀年輕作家。最近，韓麗珠和謝曉虹帶著她們合著的小說集《雙城辭典》來到廣州方所書店，與讀者分享。

　　在《雙城辭典》中，韓麗珠、謝曉虹顛覆傳統(tǒng)邏輯，重新定義思維定勢下的詞語，重新解讀城市中錯綜復雜的符號。城市中人與人之間的相遇交織，卻又保持一定距離的神經(jīng)敏感催生了她們的小說。在小說世界里，她們放下日常生活中的面具，讓內(nèi)心在寫作中找到最好的出路。

　　編者按：

　　本周，三位香港作家不約而同地走進了廣州讀者的視野中。陳冠中與韓麗珠、謝曉虹，他們幾乎分屬兩代人，寫作路數(shù)和階段也各不相同，但在物質(zhì)時代、物質(zhì)都市里卻有著同樣“野草”般的文化堅守。或者說，不是他們要堅持文學，而是他們需要文學來平衡生活。

　　陳冠中：香港不可能再現(xiàn)寫作熱潮

　　對話

　　羊城晚報：1976年你創(chuàng)辦《號外》雜志并任總編輯及出版人直到1998年，之后又擔任電影編劇和制作人，還參與唱片業(yè)，給大陸歌星老狼出過唱片，在臺灣也做過電視行業(yè)，而現(xiàn)在又選擇到北京全身心投入寫作。為什么似乎一直處在變化當中？

　　陳冠中：我在大學時就開始寫小說，但一直沒有足夠的勇氣說我是應該寫作的。在香港，寫作似乎不是能維持生活的，很少人能下這個決心，所以我大學畢業(yè)后就要找工作。從一個工作找到另一個工作，每次我都強迫自己說這個工作是適合我的，說不定我能做點事。我做過記者，辦過雜志，做過電影，做過電視臺，管理，募款集資，什么都做過，運氣好有時也能做成。我本身對電影很有興趣，覺得自己也許可以寫點劇本，但后來我發(fā)現(xiàn)自己不是天生做電影的人。我一直在尋找最適合自己的位置。

　　直到2003年，我覺得不行，還是要回到寫作，那時也沒這么大生存壓力了，也不需要改善生活太多，覺得可以了。但也還是不太確定，我想寫小說，但一直沒成功，一直在嘗試寫各種題材但沒寫出來。我2000年到北京就想寫小說，到2009年才寫出來，才松了一口氣，覺得我是可以寫的。 

　　羊城晚報：那為什么回到寫作時會選擇定居北京？

　　陳冠中：1992年，我在香港工作的一些資本投在內(nèi)地的文化事業(yè)上，所以我在北京住了三年，對那里很熟悉。我的小說想寫中國大陸，而要真正好好寫，當然 要回到大陸來。所以2000年當我決定要搬回來的時候，就想，那就還是回北京吧。 

　　羊城晚報：很多人會把你的《盛世》跟兩部“反烏托邦”名著《1984》、《美麗新世界》來比較。

　　陳冠中：我開始寫《盛世》是在2009年，用2013年的虛構(gòu)事件來解釋當前。我一開始寫就知道肯定會被拿來跟奧威爾的《1984》比較，因為《1984》是內(nèi)地知識分子最熟悉的反烏托邦小說，到今天我們還在認真嚴肅地閱讀，里面談到假話變真話、歷史的遺忘等等。這本書我在大學時就看過，另一本是《美麗新世界》，我寫的時候故意不再去讀這兩本小說，先寫完再說，小說出版后一年，我再重讀這兩本小說，發(fā)現(xiàn)自己原來真的受他們很深的影響，盡管我在寫作時已經(jīng)忘了這兩本小說的具體內(nèi)容。

　　羊城晚報：那《裸命》為什么又會轉(zhuǎn)而關(guān)注族群問題？

　　陳冠中：寫《盛世》的時候我已經(jīng)知道有些題材不能放進去，《盛世》套入了反烏托邦小說的框架，這個框架的好處就是允許你把大的議題放進去，事實上我也已經(jīng)放了很多。正因為如此，我覺得不能再把族群問題放進去，太多了，超載。2010年我覺得氣氛不太對，好像自己寫得有點軟綿綿，決定要寫直接一點的東西。2011年我決定寫西藏，因為我唯一知道得多一點的，除了漢族就是藏族了，所以希望呈現(xiàn)我看到的拉薩青年的生活和境遇。

　　羊城晚報：你對自己的小說滿意嗎？

　　陳冠中：其實每部作品都給我不同程度的滿足�！妒裁炊紱]有發(fā)生》是寫香港我特別熟悉的東西，寫的時候感觸也比較大�！妒⑹馈穼懲曛�，我感覺特別放松，回到大陸居住和寫作，好像對自己有點交代。這部小說我覺得是硬朗的，到今天都可能站得住，以后可能也站得住的小說。但我不肯定自己還能不能寫出第二本，一點把握都沒有，之前完成不了一本小說的經(jīng)驗也是有的。所以當《裸命》寫出來時特別高興，說明我還有能力再寫。但我不知道自己接下來還能寫多少本小說，還能嘗試多少種不同的風格，我到現(xiàn)在也沒把握一定能完成下部作品。我相信很多作家都在想下一本要寫什么，都在重新接受考驗。

　　羊城晚報：你說直到快50歲才建立起自己的知識體系，才能獨立地做判斷，不受他人影響。這話有何深意？

　　陳冠中：在這個過程中，有兩次地域上給我?guī)淼慕逃�。在學生時期我屬于左派學生，但當時我們學的理論無法解釋香港的現(xiàn)實。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經(jīng)濟越來越繁榮的時候，我們所有的理論都解釋不了，而我必須尊重現(xiàn)實，因為“歷史沒有對錯，只有理論有對錯”。這是香港給我的教育。第二次思想教育是離開香港，1992年我去北京和臺北，跟香港有了橫向比較，我才明白香港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歷史的產(chǎn)品，不是說我們這代人特別聰明，所以薪水就高一些，不是這樣。

　　跟其他同代人的際遇很不一樣，我們那代香港人的青春期開始于1964年，英國“甲殼蟲”樂隊第一次離開英國全球演唱，美國唱完之后就到了香港站，我們都瘋了一樣要去聽。而1964年在中國大陸已經(jīng)離“文革”時期不遠了，同代的臺北人更還在“白色恐怖”年代。我們的青春期終結(jié)在1971到1973年，香港股票可以從100點跳到1700點，大家以為買股票可以發(fā)財，然后股市又從1700點掉到100點時，很多人跳樓、破產(chǎn)，我們完成了金錢的教育，青春期也完結(jié)了。這個過程跟大陸臺灣的同代人完全不一樣，這讓我理解到我們的知識結(jié)構(gòu)也有問題，相互的溝通會不容易。這兩次調(diào)整改變了我很多想法。

　　近日，本屆香港書展“年度作家”陳冠中來到廣州方所書店，與讀者暢談香港的華語寫作。

　　陳冠中認為，現(xiàn)在人們談到香港的文化脈絡(luò)，往往只以80年代來評說，因為“在那個時候，香港的寫作跟其他大眾文化產(chǎn)品，比如電影、流行音樂一樣，也曾經(jīng)有過熱潮”，例如金庸、梁羽生寫武俠小說，亦舒寫言情小說，包括后來寫財經(jīng)小說的梁鳳儀，寫衛(wèi)斯理系列的倪匡等等。

　　陳冠中說，到今天，香港還有各種類型的文字作者，蔡瀾、歐陽應霽寫食經(jīng)，陳云、梁文道寫政論，“梁文道在兩地都寫，但他針對兩地讀者的寫法完全是不一樣的，他能適應兩個讀者群”。而嚴肅文學創(chuàng)作者就更不在話下，西西、也斯、黃碧云、董啟章，“我在網(wǎng)絡(luò)上看到內(nèi)地也有很多他們的粉絲”。

　　陳冠中認為，對于香港這個只有700萬人口的城市而言，寫作者一直是存在的，但再也不可能出現(xiàn)熱潮�！叭绻儆谐霭婊蜷喿x熱潮，我相信一定是在中國大陸，不可能在香港了，但個人還是會有個人的成就”。

　　不過，就在講座前，被問到如何看待香港未來的文化狀況，陳冠中篤定地告訴羊城晚報記者：“現(xiàn)在香港的小眾藝術(shù)是非常紅火的，比如做戲劇的，玩音樂的，做紀錄片的，儲存了大量能量，他們在火炭、觀塘有自己的根據(jù)地。我想，過幾年會改變大家對香港文化的看法，之前還是從八九十年代就開始流行的影視文化，但下一步，再去想香港，會不再是這些為主導，而是小眾的藝術(shù)。”他認為，任何城市要變成文化上有意義的城市，必須是文化生產(chǎn)城市，而不是文化消費城市。

　　簡介

　　陳冠中，香港著名文化人。祖籍寧波，1952年生于上海，4歲前往香港，曾在臺北常住6年，自2000年起定居于北京。1976年創(chuàng)辦香港《號外》雜志并任總編輯及出版人至1998年，曾監(jiān)制及策劃多部電影制作。1990年代起，穿梭于內(nèi)地、臺灣及香港之間，從事媒體、文化和娛樂產(chǎn)業(yè)經(jīng)營。90年代中曾任《讀書》海外出版人。

　　韓麗珠&謝曉虹：

　　敏感催生《雙城辭典》

　　對話

　　1小說就是現(xiàn)實

　　羊城晚報：《雙城辭典》采用一題雙寫的方式，是為了表達某種矛盾對立？你倆的寫作角度有何不同？

　　韓麗珠：《雙城辭典》從2006年到2011年創(chuàng)作而成，每次選一個詞語作延伸。我本來覺得寫作很難與他人合作，但與謝曉虹的合作卻很好玩，像游戲，與個人創(chuàng)作有很大區(qū)別，能夠輕易突破很多邊界。我自己的創(chuàng)作比較沉重、向內(nèi)部發(fā)展，而謝曉虹的作品則有我的小說中不具備的嚴謹、精密、華麗。我自己的作品風格很統(tǒng)一，但我很想去掙脫和突破，反而很希望自己能夠像謝曉虹那樣有很豐富的語調(diào)。

　　謝曉虹：我覺得韓麗珠一直有種很強烈的聲音，與外界不一樣，有時覺得她好像在做很浩大的工程，去重新定義每一個詞。她的小說中即使是很普通的詞語，也往往不是我們固有理解的意思。而我在創(chuàng)作的時候覺得自己的聲音是不穩(wěn)定的，有時自己都很矛盾，在矛盾中則會有很多聲音冒出來。

　　2反抗才有生命力

　　羊城晚報：你們都參與過香港文學雜志《字花》，現(xiàn)在內(nèi)地純文學雜志遭遇一定的瓶頸，許多試圖創(chuàng)辦獨立刊物的團隊也受到很多限制，你們有同感嗎？

　　韓麗珠：相比香港，內(nèi)地的文學創(chuàng)作已經(jīng)繁盛許多了，因為有很好的文學傳統(tǒng)。而香港作家一直是野草般的存在，文學在我們身處的環(huán)境里一直處于凋零、萎縮的狀態(tài)。很多人都會規(guī)勸我把寫作作為愛好，不要以此謀生。所以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十分坦然了，無論文學的未來發(fā)展如何，我都會依然這樣寫下去。

　　謝曉虹：其實越有壓迫的地方反而越有反抗，比如寫一本有爭議的書是很多作家的夢想，也往往能更暢銷。我覺得反抗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沒有任何可以反抗的東西，過得十分安逸，反而是最沒有生命力的。

　　3不寫作會嘔吐

　　羊城晚報：在香港堅持純文學創(chuàng)作會很孤獨嗎？

　　韓麗珠：我并沒有感覺是在堅持。大學畢業(yè)后我其實也成了上班族，但身體里一直有個聲音告訴我要寫作，如果不寫總會覺得缺少了什么。當我壓抑寫作欲望的時候身體也會抗拒，會有嘔吐等不良反應，但恢復寫作的習慣后身體就漸漸好了。

　　謝曉虹：其實應該反過來想，不是我堅持寫文學，而是我需要文學來平衡生活。因為在大學教書，我的電腦經(jīng)常同時開兩個視窗，一個寫論文，一個寫小說，我需要小說來發(fā)泄和舒緩情緒，就好像游泳時需要浮上水面換氣一般。寫作令我能夠生存下去。

　　羊城晚報：對于生活節(jié)奏這么快的都市人來說，文學是不是太過奢侈？

　　韓麗珠：當然，對都市人來說，文學不是必需品，沒了也不會死亡，文學的影響也不是即時性的。每個人都如同一口井，要挖掘至最深處才會發(fā)現(xiàn)每個人的井底是互通的。小說是面向自己挖井的過程，它所產(chǎn)生的作用可能作家本人都無法洞察。但如果文學對于我來說是重要的，我相信它對那些跟我的井底相通的人來說也是重要的。文學世界是我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這個世界是我反抗日常生活中倍感無力時的一種出逃形式。

　　很多人說香港樓價過高、空氣污染、環(huán)境逼仄，不適合居住，我也曾想離開，向往一路旅行一路寫作。后來有幸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在國外待了幾個月，雖然生活無憂，可以安心寫作，但我卻有些抑郁，十分掛念香港熟悉的氣味和濕度。

　　回港后還會有想要逃離的計劃，但我慢慢明白：那些總?cè)氯乱x開的人其實從來沒有長久離開過，因為沒有一個城市真正適合人類居住，每座城市都會有讓人想要逃走的理由，真正的烏托邦是不存在的。有時我們必須依賴逃離的欲望和幻想，才能繼續(xù)留在這個城市生活下去。

　　謝曉虹：有時我會無奈，在社會里很多事情只有一條路可走，可選擇的余地很少，因此我總在思考這個社會到底存在多少可能性。而文學是我找到的出路，是在規(guī)則中尋找另外的表達方法。

　　在香港寫作是很邊緣的事，我沒有想過自己會有讀者。我并不是全職作家，有時覺得花很多時間工作、很少時間寫作很殘忍，但后來發(fā)現(xiàn)全職寫作也有苦惱，會聽到各種雜音告訴你應該怎樣做作家。我更愿意將寫作變成一件很純粹的事。

　　簡介

　　韓麗珠，1978年生于香港，現(xiàn)為全職作家。著有《縫身》、《灰花》、《風箏家族》、《寧靜的獸》及《輸水管森林》。曾獲2008“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中文創(chuàng)作類獎、第二十屆《聯(lián)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入選2008、2009“亞洲周刊中文十大小說”。長篇小說《灰花》獲第三屆紅樓夢文學獎推薦獎。

　　謝曉虹：1977年生于香港，現(xiàn)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導師。1997年開始寫作，作品包括《旅行之家》、《理發(fā)》、《床》、《來潮》等。小說《旅行之家》獲第十五屆《聯(lián)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首獎，小說作品集《好黑》(香港，青文出版社)獲第8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首獎。

　　羊城晚報記者 何晶  實習生 江雪文 祁斯韻

　　何晶、江雪文、祁斯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