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燕：希望呈現(xiàn)生命的本真狀態(tài)

　　當代中青年作家系列訪談

　　長篇紀實作品《工廠女孩》引起關注

　　丁燕：希望呈現(xiàn)生命的本真狀態(tài)

　　2010年一個潮濕、悶熱、低云灼燒的日子，丁燕拿到了東莞居住證。對這位此前一直生活在新疆的女作家而言，這次從游牧綠洲文化場景到煙囪林立成片工廠場景的“遷徙”，“像一陣龍卷風”將她拋在東莞這個“世界工廠”的巨大場域，“感受到的全是詫異與震驚”。恰是源于這份敏感，丁燕將目光投向了東莞的標志性群體——外來女工。

　　據不完全統(tǒng)計，東莞市轄32個鎮(zhèn)區(qū)共約1000萬人口，本地戶籍人口只有180萬，其余全是外來務工人員，女工占比60%-70%�！傲私膺@些工廠女孩，才能理解這個城市”，丁燕選擇成為她們中的一員。2011年，她來到東莞樟木頭鎮(zhèn)，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一家音像帶盒廠的啤工。工廠里，名字與身份都被隱沒，沒有了“丁燕”，更沒有了詩人，她只是“啤工118號”。接下來的200天里，她在這家音像帶盒廠和兩家電子廠做著最低級的工作：貼pass紙、焊錫、打膠、裝液晶屏、用輕型砂輪機打磨電子板……

　　在這里，丁燕與工廠女孩相遇，看到她們“十八歲到二十歲的手指”、“一點五、不帶散光的眼睛”、“粉紅色、亮石英般的嘴唇”、“小麥黃的皮膚，渾身裹挾著洗面奶、止汗露的體味”，長久地重復著機械的勞動；也看到她們“表面上安靜地工作”、“渾身都蘊藏著瘋狂的氣息，像不斷膨脹的氣球，鼓脹到了最后一秒，即將猙獰爆炸”。她們如何愛、青春怎樣消逝、看似機械化的身體里孵化著怎樣的夢想與希望，這一切都裹挾在中國工廠、現(xiàn)代工業(yè)的洪流里，最終匯集成了長篇紀實作品《工廠女孩》。

　　“真實并非僅僅是‘身體’在場，而是‘心’也要在場”

　　記者：隱藏作家身份去工廠打工，這樣的舉動一般會被認為是為了寫作體驗生活。但您的打工卻給我這樣一種感覺：東莞“世界工廠”的標識及其衍生的大量外來打工者群體，讓剛從新疆剛遷居東莞的您下意識地選擇了這種了解、融入它的方式。能否談談到工廠去打工背后的考量？

　　丁燕：東莞是個以移民為主的城市，遷徙是這個城市最大的話題。遷徙者中有的是為了尋找工作，有的是為了活得更好。這個群體的流動性很大，適應能力很強，已然成為這個城市的主體人群。我也是遷徙者，和“工廠女孩”沒有本質差別。遠離故鄉(xiāng)，來到異地，重新開始謀生，不僅要適應地理人文，更要在孤絕中讓自己變得異常堅強。在故鄉(xiāng)業(yè)已形成的關系網，在異地都成為零。如何適應車間生活，如何在異地安家，如何梳理思鄉(xiāng)之情……一系列的問題，皆因遷徙而來。在異鄉(xiāng)求生存，就像一棵樹被拔起，再努力讓根扎在水泥地上。我自己的遷徙路，便是從西北到東南，橫穿半個中國，這種大跨度的改變，讓我深刻地認識到，遷徙者所攜帶的經驗是珍貴的，也是混雜的，有很多盲區(qū)未經命名，但只要我們深入寫作現(xiàn)場，深入人物的內心世界，就能消除隔膜，打破邊界，寫出鮮活作品。

　　記者：您在書中提到，您買了一個巴掌大的小本以便在衛(wèi)生間里記錄下最新鮮的感觸，事后靠回憶寫作，這樣的寫作方式對你來說與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

　　丁燕：寫作《工廠女孩》如井噴，我迎來個人寫作史的第二個高潮期(此前是2003年在烏魯木齊寫一百首葡萄詩時)。剛從工廠回來，我的手上還有疤，鼻孔中喘出的氣里還有車間的辛辣味。我一邊翻看小記錄本，一邊回憶，在電腦上敲打書稿。我晚上9點睡覺，早晨4點起床寫作。這本書的寫作，讓我有種極度的亢奮感：積攢了許久的各種經驗，一下子，獲得全然釋放。當寫作中碰到凝滯和淤積時，我會騎著自行車，到居所旁的工業(yè)園里轉悠幾圈，回來后，整個人便像通了電。我在書中選定的十幾個人物，都個性獨特，絕不重復。同時，我希望我的語言既能還原生活的真實，又不顯粗糲和暴烈，而持有文學本身的質感。我不喜歡劍走偏鋒、好勇斗狠的語言，同時，我也對那種過于平淡、直接呈現(xiàn)的語言頗為警惕。刻意雕琢，會讓語言和內心脫節(jié)；而喪失對詞語和詞語間最大張力的訴求，以及對微妙詩意的追逐，在我看來，也是一種怠惰的表現(xiàn)。我追求一種寫作的真實：不夸大，不縮小，不回避，不虛飾，剛健有力，純正真誠。真實并非僅僅是作者的“身體”在場，而是作者的“心”也要在場。

　　“我希望呈現(xiàn)出人們習以為常，但卻能切中要害的那個現(xiàn)實的橫截面”

　　記者：“女工”，我們通常會將這個詞匯看成是一個群體的名稱，這個群體中的個人面目模糊，我們缺乏對她們的個體身份、性格、情感的認知。但在您的書里，恰恰要給予她們獨特的身份個性，一個一個工廠女孩“立”著。您似乎著力于告訴人們，被群體遮蔽面目的女工們的生活、情感、命運真正是什么樣的。

　　丁燕：我并不想讓我的寫作淪為“問題文學”之類的窠臼，而希望通過寫作，能揭示出人物最細微的生命狀態(tài)。首先是一個鮮活生命的個體經驗；然后，再一個連綴一個，慢慢形成整體，成為一個連筋帶骨的綜合體。我并不特別關注激烈的突發(fā)事件，而更愿呈現(xiàn)正在發(fā)生的人的具體生活狀態(tài)，我希望呈現(xiàn)出人們不太敏感，習以為常，但卻能切中要害的那個現(xiàn)實的橫截面。我從西北來到東南，已積攢下相對豐富的游牧經驗和綠洲農業(yè)經驗，當我和珠三角的工廠相遇，我的眼睛便成了放大鏡，我用一種異樣的目光來審視我所看到的這個地方，這些行為，這些事件，而它們在珠三角，早已被外來者和本地人同時覺得見怪不怪。我并不在意別人都寫了什么，我只想寫出我所看到的，感受到的，因為我的經驗來自我這個獨特個體，它展示的是我所遭遇的現(xiàn)場帶給我的尷尬、痛苦、苦悶、孤絕、焦灼。這些都是屬于我內心的真正黃金，是我的力量所在。

　　記者：您筆下的女工給我這樣一種感受：工作中的女性們似乎是被馴服的、機器化的，但一旦在工作外，她們的形象、聲音、色彩就豐富了起來。兩相比較，蘊含在她們血液里巨大的能量、情感一下就擊中了我。您和她們有過最貼近的相處，她們給你的感覺是不是更不一樣？

　　丁燕：我并非要刻意去寫女工，而是因為她們就生活在我所到達的這個城市的生活現(xiàn)場。我所界定的“女工”是狹義的，不是國營大廠的女性工人，而是遠離家鄉(xiāng)，為尋找新生活，在各類私營工廠艱辛工作的女性。這類女性是在一種文明向另一種文明轉型時出現(xiàn)的，她們經歷著裂變時期的痛苦和巨大的精神失落，當她們在城市里謀求發(fā)展時，常常會遭到漠視和歧視。她們和城市女性有著本質區(qū)別，但又不是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女性，她們在階層固化日趨顯現(xiàn)的當下，正在用“鯉魚躍龍門”的勁兒，讓自己出人頭地。她們在用她們的方式去贏得尊敬。

　　記者：“外來打工者”、“農民工”，這樣的字眼被賦予在女工的身上時，會隱含這樣的訊息：她們與土地的聯(lián)系、她們與故鄉(xiāng)的離合。您的書里，我們不難看到女工的兩面性：一方面，她們力圖融入城市、城市卻不接納她們作為自己的一員；另一方面，當鄉(xiāng)村被她們拋在身后的同時，我們卻看到她們性格里與故鄉(xiāng)、土地難以割斷的聯(lián)系。您如何看打工者與城市和故鄉(xiāng)的關系，以及他們在兩者中的徘徊、奔離？

　　丁燕：打工者和故鄉(xiāng)及城市的關系，是不斷調整的。這幾年，珠三角地區(qū)已從有大量工人涌來找工作，變成企業(yè)到處拉出招工橫幅�，F(xiàn)在的打工者，其選擇就業(yè)的范圍比以往要更寬泛：可以選擇在家鄉(xiāng)打工；到家鄉(xiāng)附近的城市打工；到更容易掙錢的地方打工(2013年6月，我的一位農村親戚說，很多外地打工者到新疆來撿棉花，能干的熟手，月收入可達8000元)。

　　記者：我注意到您在書里將打工者的譜系劃為這樣兩個：“60后”、“70后”一代，“80后”、“90后”一代，前一代的人生存處境、精神苦悶似乎更為突出，而后一代在此之外則有更多的東西，學會打字、制表的于瑪麗，最終奔赴北方的申雨荷，她們對自己的生活與未來有更多的要求(或者說是對融入城市有更多的期待)。而羅春花與趙蘭花母女倆，則是一種鮮明的對照。兩代的打工者有些什么樣的不同？是不是也反映出當下中國打工者不一樣的精神追求與生活未來？

　　丁燕：兩代人之間一定會有差異，但在中國當代，尤其是珠三角地區(qū)，這一矛盾被格外凸顯出來。自“改革開放”初始，“南方”便由一個單純的地理方位升華為精神坐標，成為自由、機會、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生氣勃勃的象征，吸引著五湖四海的遷徙者前來尋夢。在這里，很多人麻雀變鳳凰，不僅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還改變了一家人，一個村，一個縣城的命運�？梢哉f，打工族群的大規(guī)模遷徙，是中國經濟生活中最熾烈的那個點。但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個人是付出了慘痛代價的。我自覺深知兩代人之間會有隔膜，但沒想到隔膜會深到如此程度。我越在這個問題上深入下去，越覺得生活從母親和女兒身上，同時奪走了太多的東西。只是事先，她們并不知道。

　　“非虛構作家不應該只是社會報告人的角色，而應是時代精神的闡釋者”

　　記者：您是一位詩人，在我的印象里，詩人們常常會寄望自己用詩歌的語言表達或者批判社會，因為對他們而言，詩歌的語言才是先鋒的、有力的、切入肌理的。為什么您沒有選擇用詩歌的形式，而是選用了寫實的方式？

　　丁燕：詩歌語言和非虛構語言的最大不同在于，非虛構文體是以現(xiàn)實元素為背景而進行的寫作行為；而詩歌是詞語的加速器，能迅速抵達核心部位，將人類的經驗和精神，通過意象進行轉化，得以有力呈現(xiàn)。并非是我可以選擇了非虛構，而是面對不同的生活現(xiàn)場，寫作者會選擇不同的表達方式。我生在新疆，長在新疆，我對新疆的表達，用了“葡萄”這個意象；而面對東莞，我選擇了非虛構。非虛構借助小說的形式，但又十分拘泥于事實，所寫的人物和事件，都有案可查。我不想刻意追求先鋒，也無意故意對抗，我只是希望呈現(xiàn)一種生命的本真狀態(tài)。每一種生存狀態(tài)，都有屬于它的詩意。當我在注塑車間，干著啤工這個活計時，一抬頭，覺得荔枝樹上吹來一陣涼風，整個人的精神為之一振。詩意是很容易發(fā)現(xiàn)的，但需要我們用準確語言來進行巧妙敘述。

　　記者：也就是說，當下的中國現(xiàn)實需要用“非虛構”這種文體來表達。對您而言，這種文學表達與寫實之間的文體，是否給您的寫作帶來了新的空間？

　　丁燕：當代中國文學并沒有定式可以模仿，是在摸索中前進和發(fā)展的。這幾年，作家們從充滿自戀的、復制中產階級趣味的文字中走出來，不靠“二手生活”自得其樂，關注民生疾苦，關注現(xiàn)實生活的重大事物，關心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出現(xiàn)的新問題、新矛盾，關心正在變化的世道人心。這也是文學和現(xiàn)實、讀者建構關系的重要通道。但是，在我看來，文學僅有真實性是遠遠不夠的：如何與生活保持某種距離，是文學審美的內在需求。非虛構文學雖然強調和支持作家以個人視角進行完全獨立的寫作行為，但非虛構作家不應該只是一個社會報告人的角色，而應該是時代精神的闡釋者；其作品不僅僅要呈現(xiàn)現(xiàn)實，更要建構起具有精神意蘊的“另一個世界”。作家不應該淪為道德和良知的展現(xiàn)者，而應該努力讓作品變成精神、生命、經驗、意志、語言、美學等共同作用下的結晶體。

　　記者：作家為了寫作的體驗生活，常會通過采訪的方式，當然也有自己親身體驗的，但往往深入不夠。您的選擇卻是隱藏作家身份、真正深入工廠的第一線工作，這無疑更加“在場”，寫作也更讓人信服。這里有一個問題：面對變化著的中國，當下的作家們似乎越來越不知道怎么體驗、或者說越來越不愿意深入了。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我們的作家，該對這個嬗變的中國怎樣作出表達？

　　丁燕：傳統(tǒng)的文學作品，速度是比較緩慢的，需要經過很長時間的鋪墊才能達到高潮；而現(xiàn)在，我們面臨的現(xiàn)實非常直接，這就要求作家也要同時做出調整。傳統(tǒng)社會的變化較為緩慢，作家在書房里積攢的閱讀經驗，似乎已足夠使用。然而現(xiàn)在，新的元素和新的經驗大量凸顯，作家如果不到現(xiàn)場，會完全不了解這種新變化。我在《工廠女孩》中寫到的“方姐”、“于瑪麗”、“申雨荷”等女性，都是誕生在這個時代的“新女性”。當今的中國社會，正在經歷劇變，一切都好像在以比過去高十倍的速度變化著，這種狀態(tài)給虛構文學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因為這個時期，日常事件的動人性已經走到了小說家想象力之前。而此刻，非虛構的書寫方式和話語立場，反而更貼合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