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上“好人文化”這堂課——獨家對話著名作家梁曉聲

http://taihexuan.com 2013年06月08日11:03 來源：解放日報 王一

　　近日有媒體報道，山東省日照市有一座“好人廣場”，廣場的大屏幕上全天候播出這座城市涌現的“好人事跡”。

　　在人們?yōu)橹�叫好的同時，也有人感嘆，當今社會的好人還是太少了。

　　著名作家梁曉聲卻不這樣認為。他說，“好人就在我們身邊，我們的文化，對好人不要背過身去，假裝看不見”。

　　我有兩支筆，一支筆寫虛構，另一支筆寫現實

　　■這樣的事情沖擊著我，就不能只寫虛構的了，必須把現實記錄下來。

　　■不想寫得太灰暗，太冷感，還是要加上人性的暖度。

　　解放周末：作家是“講故事的人”，故事往往是虛構的，所以經常會聽到這樣的抱怨，說今天的作家對于社會現實關注得太少了。但我們發(fā)現，這些年來，您對當下的觀察和思考，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為什么？

　　梁曉聲：我最初的社會角色是小說家，小說家以虛構作品為創(chuàng)作的主體。當然，有好多小說家也寫散文，但寫得應該沒有我這么多，也有少數寫雜文的，但也不會像我寫得這么長。我是兩支筆同時在寫，一支筆在進行虛構類的創(chuàng)作，另一支筆在關注現實。當然，很多虛構類的作品也是在反映現實。

　　解放周末：是什么促使您拿起關注現實的那支筆？

　　梁曉聲：上世紀80年代以后，我們國家出現了一個拐點，首先就表現在經濟上。當時的經濟情況太差了，舉個例子，那時候出國要發(fā)置裝費，一般知識分子或是干部出國，買一套衣服要八九十元，如果沒有置裝費的話，人家可能就不去了，因為拿不出這個錢。我們這代人都很支持改革，因為深切感受到過去那個時代太不堪回首了。后來企業(yè)改革，砸掉鐵飯碗，工人們也是支持的。但再后來，經濟發(fā)展得快了，拉大了人們物質生活的差距，就帶來了一些后遺癥。

　　我寫過一篇小說《鉗工王》，主人公是軍轉民的大廠工人，下崗失業(yè)，生病醫(yī)藥費也不能報銷，就想自殺，不給廠里添麻煩了。這是真事，這樣的事情沖擊著我，就不能只寫虛構的了，而必須把現實記錄下來。

　　解放周末：在這樣的記錄中，我們不僅看到了批判的冷峻，也感受到人性的溫暖。但無論是冷峻還是溫暖，您的筆觸似乎都很節(jié)制。

　　梁曉聲：可能是因為我后來當了政協委員，能夠在參政議政的過程中把一些問題提出來，我在那里的提問，會提得相當尖銳、相當迫切、相當強烈。我想，既然在影響中國底層命運的那個平臺上已經發(fā)出聲音了，在我的作品中，就不想寫得太灰暗、太冷感，還是要加上人性的暖度，給人們帶去希望。

　　人道主義就像 “種牛痘”一樣種在我心里

　　■雨果的理想主義就是人性所能達到的那種正直、正義和善的高度。

　　■如果我不寫好人，就覺得對不起好人的存在。

　　解放周末：無論是描寫不堪回首的知青歲月，還是記錄有些“郁悶”、有些“忐忑”的當下，您的筆從未停止過對善的描述。為什么要不斷放大普通人的善和美？

　　梁曉聲：這和我少年時期的文學閱讀經歷有關。我和很多同代人的閱讀過程是相反的，他們先讀的大多是中國民間故事、神話故事，然后是中國小說，再逐漸讀到西方文學。

　　我出生在哈爾濱，當時的哈爾濱是一座非常洋氣的城市，被譽為“東方巴黎”。那時新華書店里的歐洲名著很多，都是人類文明史上最著名的作品，托爾斯泰、雨果、巴爾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都有。一接觸西方文學，我馬上就被吸引了。

　　當然，我也讀中國小說，比如我們的四大名著�，F在大學里有門課程叫比較文學，在少年的時候我沒聽說過，但我也本能地進行了一些比較。比較的結果是，我更傾向于歐洲文學。比如《水滸傳》，其實書里有很多內容是我不能接受的。就像武松殺嫂的情節(jié)，當然應該復仇，但是需要“剖胸取心”嗎？這樣的殘忍，我接受不了。

　　解放周末：對人性中的惡，有種本能的抗拒。

　　梁曉聲：對于這樣的人，我不能產生特別的好感，即使他是大英雄。

　　雨果的《九三年》里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巴黎起義，革命聯軍領袖郭文把頭號公敵放了。當時那個公敵被圍困在一個城堡里，那里還有一對流浪夫婦和6個孩子。公敵餓得寸步難行，流浪漢就給了他一塊撿來的面包。之后公敵從城堡暗道逃了出來。一回頭，發(fā)現聯軍正在燒城堡，他覺得自己之所以能逃出來是因為那塊面包救了他，就返回去救流浪漢夫婦和他們的孩子。一回去，他就被俘虜了。郭文聽說這件事后，就將他放了。郭文說，我不能絞死一個一小時前還救了人的人。后來，郭文上了軍事法庭，被絞死了。

　　解放周末：因為敵人的善而放了敵人，這是一種非常理想化的人性描寫。

　　梁曉聲：雨果為什么要這樣寫？他不知道這樣太理想化了嗎？雨果后來說，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他的理想主義就是人性所能達到的那種正直、正義和善的高度。

　　這種人道主義和理想主義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像“種牛痘”一樣種在我心里、融化在我的血液中了。所以，我要不斷去描寫好人，描繪善良。我曾寫過一篇叫《好人書卷》的散文，20年前，我甚至想和幾個人合伙創(chuàng)作一本雜志，就叫《好人書卷》。

　　解放周末：后來為什么沒出版？

　　梁曉聲：這本雜志在很多人看來有點奇怪，太不市場化了。我找了幾個出版商，最后都沒成。還有一點，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道德”和“倫理”就幾乎成了貶義詞，一不小心就會被扣上“泛道德論”的帽子，成為“偽道德主義者”。當你被這種文化裹挾著，當很多人覺得道德倫理都是偽的，誰說的最多誰就最虛偽的時候，《好人書卷》的命運可想而知，大家出于自保就都不說都不寫了。

　　解放周末：《好人書卷》夭折了，但您寫好人的筆并沒有停，您的新書《忐忑的中國人》里有個章節(jié)專門講了“好人文化”。

　　梁曉聲：如果我不寫好人，就覺得對不起好人的存在。而且，讓善的種子在我的文字中發(fā)芽生長，對我來說也是不那么做就會感到煩惱的事。

　　好人絕對不是老好人，也不是平庸的人

　　■如果善的種子在人們心中大面積死掉，頹勢就難以改變。

　　■我們的文化中還缺少反思、缺乏懺悔。

　　解放周末：現在一提好人，有時候會覺得很無奈，“好人啊”，好像說這個人沒能耐，很窩囊；有時候又會把“好人”和“老好人”混為一談。

　　梁曉聲：我說的好人絕對不是生活中的老好人，也不是平庸的人。這個“好人”指的是“新人”，是更人文的人，是更符合我們所理解的文明社會的人。

　　解放周末：也是跟時代相適應的人。

　　梁曉聲：沒錯，新時代只能與“新人”相適應。梁啟超說過，塑造“新人”是當務之急，他就提出要用文學造“新民”，沒有“新民”就沒有前途。

　　解放周末：那么怎么用文學乃至文化來造“新民”？

　　梁曉聲：還是舉雨果的例子，他在《悲慘世界》里寫了一位“好人”——主教米里哀。米里哀把自己的房子、金錢，差不多把一切都給了窮人，當窮人冉·阿讓把他的銀盤子偷走了后，他還說，那些本來就屬于窮人。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人肯定是極少的，但雨果一定要把人性的位置擺在那，他以他的睿智看到了真相——如果善的種子在一個國家的文化土壤和人們的心中大面積死掉，那么什么辦法都難以改變這個國家的頹勢。

　　解放周末：今天的人們普遍感覺我們的社會里善的種子還不夠多，很多事情是突破底線的，有人因此而感到失望，甚至開始懷念過去。

　　梁曉聲：上世紀80年代以前，大家感覺做壞事的人少，是因為當時不凸顯個人，大家都在集體中，除非整個集體都不做好事。那時，中國的城市格局也很像鄉(xiāng)村，比如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弄堂等，鄰里關系幾乎是不能移動的，幾家人在一起一住就是一輩子，一個單位一干就是一輩子，誰要是做了一件壞事可能就再也翻不了身了。這就讓人本能地要求自己克制先天的弱點，我們稱之為民間原則。

　　到后來，人們開始流動了，流動是好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讓人失去了敬畏，失去了懺悔、救贖的心。在我的《返城年代》中寫到了紅衛(wèi)兵為自己當年的行為深深地懺悔，我其實就是想塑造這樣懂得懺悔的人的形象。

　　解放周末：我們的文化中講“仁”講“恕”比較多，但似乎還缺少反思、缺少懺悔。

　　梁曉聲：的確，我們缺乏懺悔的教化。懺悔或許貌似無關輕重，但如果能夠做到這點，在生活中被他人所真誠認同、信賴的幾率就會大一些，這可能也會增加人的幸福指數。

　　如果我們的文化生了病，我們的未來就會變得很虛弱

　　■對好人，不要背過身去假裝看不見。

　　■關于“人是怎樣的”講得很多，但還缺少關于“人應該怎樣”的內容和思考

　　解放周末：我們總說好人不多，但其實好人也不少，有時候往往是缺少發(fā)現好人的眼睛。

　　梁曉聲：對。好人就在我們身邊。我前兩天看了個視頻，有位外國人把最近幾年中國人互相幫助、面對突發(fā)情況大家一起救人的視頻編輯在一起。你會看到，出了事，大家不是在那圍觀，而是立刻行動起來。好人在中國絕對沒有絕種，生活中善的一面更大。我們對好人，不要背過身去假裝看不見。

　　解放周末：特別是我們的文化影視作品，對好人也不能假裝看不見。

　　梁曉聲：現在打開電視機，不是宮斗、家斗，就是娛樂，講述好人的故事少之又少。我們的文化關于“人是怎樣的”講得很多，但還缺少關于“人應該怎樣”的內容和思考，而這正是人類文化幾千年來的使命和責任。

　　有人曾經問過歌德，你不斷地寫那些常識，有什么特別的意義嗎？歌德說沒有特別的意義，我只是不斷地重復著千百年來人類一直重復的事情。一旦不重復，人類很可能就會回到原點，回到自私、沒有罪過感的狀態(tài)。但這種思考和表達我們做得還不夠。

　　解放周末：這種文化的缺失會帶來可怕的后果。

　　梁曉聲：非�？膳�。舉個例子，我去一位外國朋友家里拜訪，他的女兒在看中國電視劇。她對媽媽說：“我不想看了，這里的人太壞了�！眿寢屨f：“不要相信，這些都是編的，生活中的人才不會那么壞呢。 ”

　　同樣的，我在另外一個中國朋友家里看美國電影《戰(zhàn)馬》，里面講了很多好人的故事，可中國的媽媽卻對孩子說：“不要相信，才沒有那么多好人呢。 ”你想想看，這樣下去的話，我們的下一代將成為什么樣的中國人！是不是很可怕？

　　解放周末：兩位母親、兩種話語、兩樣教育，構建的可能就是兩種不同的未來。

　　梁曉聲：如果我們的文化生了病，我們的未來就會變得很虛弱。

　　善良會沉淀在孩子們的心靈里，他們的下一代便會自然地擁有“好人基因”

　　■別小看寫作文這件事，它其實是和自己的心靈對話的一種方式。

　　■如果我們培養(yǎng)的知識化了的人，在人性上還不如他們沒上學的時候，是不是說明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

　　解放周末：說到未來，文學曾影響了少年的您，您覺得今天的我們應該怎么發(fā)揮文學的作用，去影響我們的未來？

　　梁曉聲：教育是社會文明的太陽。我現在正在寫一本書叫《小學生如何寫好作文》。

　　解放周末：大作家給小學生講怎么寫作文，會不會大材小用？

　　梁曉聲：別小看寫作文這件事，它其實是和自己的心靈對話的一種方式，我認為這也是人文自我教育的一種最好的方式。

　　解放周末：怎么想到寫這樣一本書？

　　梁曉聲：其實很早就想寫了。因為“好人文學”影響了少年的我，我希望通過文學也能讓善良沉淀在孩子們的身體里，那么他們的下一代便會先天就具有“好人基因”了。

　　解放周末：您用什么樣的方式，告訴孩子們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善良？

　　梁曉聲：我在這本書中舉了很多例子。越戰(zhàn)時期有一張照片，一個村莊被夷為平地了，迎著鏡頭跑來的是一些孩子，跑在最前面的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上身沒有穿衣服，整個后背都燃燒起來了。之所以有這樣一張照片，就證明有攝影師在拍攝。我估計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是攝影師顧不上拍了，直接跑過去把火苗撲滅；第二種情況，拍照之后，這位攝影師馬上進行撲救；第三種是最可怕的，攝影師拍完就走了。他認為戰(zhàn)爭不是他發(fā)動的，炮彈不是他投下的，最重要的是他的工作，并且他沒有罪惡感。

　　我拿這個問題去問幼兒園的孩子們，他們都選第一種可能。孩子們說被火燒多疼啊，幾秒鐘也不能耽擱。我去問中小學生，他們已經開始知識化了，覺得第二種可能也能接受，因為照片也能喚起人們對戰(zhàn)爭的憎惡。我去問高中生和大學生的時候，他們就開始討論了，第三種就也是可行的了，因為這并不犯法。

　　解放周末：但是這違背了人性。

　　梁曉聲：所以，如果我們培養(yǎng)的知識化了的人，在人性上還不如他們沒上學的時候，是不是說明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我們的文化出了問題？我同樣拿這個問題去問外國留學生，大家根本不會去討論第三種情況。突然我就發(fā)現，他們已經達成了善的教育，而我們落后了，應該趕快補上“好人文化”這堂課。

　　記者手記

　　采訪是在梁曉聲的書房中進行的。

　　墻壁沒有任何裝飾，地面鋪著早已不再流行的地板革。一張木制的寫字臺和一個三層書架，幾乎填滿了小屋。

　　就在這樣一個堪稱簡陋的空間里，梁曉聲為中國當代文學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兩個小時，我們談的都是“好人”。

　　梁曉聲說，很感激當年“好人文學”在他心里種下了“牛痘”，讓他無論在什么時代，無論遭遇怎樣的境遇，都始終保持對善的敬意和對惡的免疫。

　　他感恩，生命中總是遇到好人。

　　“文革”的時候，靠投票決定誰去考大學，結果大家都把票投給了他，他心里那個熱乎；在復旦大學讀書的時候，看他郁悶，同學劉鴻飛把他帶到郊區(qū)的姨婆家，陪他散心，一家人做螃蟹粥給他吃。后來他成了名，專門寫了一篇文章《上海好人劉鴻飛》，就發(fā)表在本報。

　　“希望好人在身邊，自己首先要做個好人”。

　　一位年輕記者采訪他，來了兩次，寫的稿子都被“斃”了，交不了差。他知道了，主動打電話約記者再采訪一次，還幫著人家想問題，最后文章順利發(fā)表。

　　“為的就是不讓年輕人受挫，不讓他們失去希望”。

　　他這個好人當的，有時候還很“古板”。

　　他很少參加飯局，也拒絕出入任何娛樂場所。有次別人請他吃飯，在一家會所，他叫了輛出租車趕到那個地方，看里面光線昏暗，大堂里還坐著幾個穿著有些暴露的姑娘，他覺得可疑，轉身出來，打電話跟朋友說，那種地方他不去。

　　你說，他是不是好得與這個時代有些脫節(jié)？可他說，無論什么時代，都要堅持對“好”的信仰，不能給筆下的好人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