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談王安憶

http://taihexuan.com 2013年05月03日09:52 來源：中華讀書報 舒晉瑜

　　王安憶，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隨母親移居上海，文革期間赴安徽插隊，1977年開始發(fā)表作品，現(xiàn)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xié)會主席。

　　她于1998年獲得首屆當代中國女性創(chuàng)作獎，2001年榮獲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最杰出的華文作家”稱號，2011年 獲布克國際文學獎提名。

　　她著有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長恨歌》、《桃之夭夭》、《遍地梟雄》、《天香》等；中篇小說《小鮑莊》、《我愛比爾》、《隱居的時代》、“三戀”、《月色撩人》等；另著有《王安憶短篇小說編年》、《剃度》等多部短篇小說集，以及《獨語》、《尋找上�！�、《故事和講故事》、《心靈世界》等非虛構(gòu)作品。

　　《長恨歌》榮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當某種工作成為職業(yè)，真正有所突破其實很難。包括寫作。如何在寫了幾十年后還能以飽滿的情緒去繼續(xù)為讀者講述有趣的故事？王安憶做到了。方方在某次講座上評價中國當今的女作家中王安憶是排在第一位的�！八�的作品數(shù)量之多，風格之多變，沒有一個女作家能再做到這一點，她一直在改變讀者的口味�！�

　　雖然很多評論都在以“突破”概括王安憶的每一部新書，她本人卻更愿意用“進步”形容自己的努力。她大概是目前為止極少數(shù)不用電腦寫作的作家，不上網(wǎng)，不發(fā)郵件。

　　“為什么不用電腦？首先不需要，寫作不是手的勞動，是腦子的勞動，哪怕我一天能輸入一萬字有什么意義，我只能想出來一千字；第二我也不喜歡，我是一個不喜歡機器的人，我不喜歡一切的機器。 ”她的語速快而簡捷。

　　實際上，億萬網(wǎng)民正在推動一個全民網(wǎng)絡時代的到來。尤其微博的傳播與影響，既方便了閱讀與交流，也令人擔憂閱讀和寫作的碎片化�！拔⒉╇m然是一種工具，但我覺得工具有的時候是很重要的，它會改變實質(zhì)�！蓖醢矐浾f，“互聯(lián)網(wǎng)、微博等提供了速度的可能性，寫得很快，然后就會變得粗糙……但現(xiàn)在還很難預料它將把大眾寫作引向何方�！�

　　這些疑慮，足夠使王安憶拒絕網(wǎng)絡。因為拒絕或者接納，對她的創(chuàng)作絲毫沒有任何影響。她的“非虛構(gòu)系列”陸續(xù)推出了《空間在時間里流淌》、《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新星出版社)，她在旅德期間的所見所聞所感構(gòu)成了《波特哈根海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講述外國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的《劍橋的星空》，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說集《眾聲喧嘩》。

　　2000年，中國文化界曾由全國百名評論家推薦1990年代十位最有影響的作家和最有影響的作品，結(jié)果收到98份有效答卷。這98份答卷分布地域涵蓋了全國近二十個省、市和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從年齡上看，老、中、青三代人數(shù)基本相當，評卷結(jié)果，王安憶名列十位最有影響的作家之首。但在她的心中，很清晰地知道自己如匠人般只是勤勉地勞作。十年過去了，大概再一個十年過去，王安憶對自己的評價還不會有什么變化。

　　1 媽媽從來不稱贊我

　　“假如有人問我：‘為什么寫？’我便回答：‘為了生活得更好�！�假如有人問我：‘為什么生活？’我便回答：‘為了寫得更好�！�”按王安憶的說法，這頗像一條追著自己跑的狗。1975年，她還在徐州地區(qū)文工團拉手風琴，生活十分悠閑，為了打發(fā)因空白平添的苦悶，王安憶寫了一篇散文，一個犧牲小集體為大集體的農(nóng)村知識青年。一發(fā)即中，被上海文藝出版社收入一本知識青年散文集。從此，她“多余的精力和心情有了去處”。

　　讀書報：從70年代就開始寫作，30多年來，您如何評價自己的寫作歷程？

　　王安憶：我在1980年之前就寫了，只是“沒有正經(jīng)寫”。1977年寫了小說《平原上》，媽媽把作品推薦到《河北文藝》上發(fā)表。賈大山看到我的小說，稱贊我(他是第一個稱贊我的人)說，將來她會寫出來。他的話對我鼓勵很大。

　　寫了30多年，量變到一定程度會達到質(zhì)變，我的寫作是一貫的。我寧可用“進步”這個詞，我確實在進步，我對自己的進步是滿意的�；剡^頭去看，開始寫的也很差，慢慢看過來，我的小說逐漸寫得比以前好。

　　讀書報：我以為媽媽會是第一個稱贊你的人。

　　王安憶：她從來不稱贊我，對我很挑剔。很小的時候都是反叛，我很早就脫離媽媽的管轄。后來才知道，從她那里其實吸收了很多營養(yǎng)。

　　讀書報：從一開始寫作，您從沒有過退稿的經(jīng)歷？

　　王安憶：偶然的運氣還是有。我趕的時候好。80年代，中國文學有創(chuàng)刊的、復刊的刊物，需要大量的稿子。

　　讀書報：1983年，您和母親茹志鵑一同到美國參加國際筆會，東西方文化的碰撞，是否對您的影響很大？因為回來后您就發(fā)表了《小鮑莊》，成為1985年轟轟烈烈的“尋根”文學思潮的重要收獲。

　　王安憶：80年代我寫過很多實驗性的東西，如《流水三十章》。我的寫作也和潮流有關，寫《小鮑莊》時，把我歸到“尋根”文學；寫《長恨歌》時，我又被歸到海派。我還是很一貫地保持我的風格。題材就是兩類，一類是上海，一類是農(nóng)村。

　　那個時代，每個年輕人免不了受到文學思潮影響，我沒在彎路上走太遠。因為我很快發(fā)現(xiàn)這不適合我，當然也不妨礙我時不時嘗試一下，《眾聲喧嘩》就是小的嘗試，脫離了寫實主義對小說的規(guī)定�！侗榈貤n雄》、《傷心太平洋》是和寫實保持距離——沒有從頭到尾的故事，不是因果聯(lián)系緊密，有潛在的緊張度，但整體看很渙散。

　　年輕的時候總喜歡背叛，不怕失敗，很勇敢。一開始覺得故事是一種束縛，想把前人的規(guī)矩破掉。寫到今天——是進步也是退步——我的觀念越來越合乎、服從前人小說的規(guī)定。越到現(xiàn)在，我對故事的要求越高。《紀實與虛構(gòu)》還在實驗，《長恨歌》基本是在講故事。以前我不講究好看，現(xiàn)在客觀講，我的小說是比過去好看了，關鍵不是讓別人覺得好看，自己也有閱讀的樂趣。這其實要克服很多困難，不能寫得順溜，也不能太艱澀，寫的過程中，事情的發(fā)展是要經(jīng)過一些說服的，不是眾所周知的原因，而是要你找到事情發(fā)生的唯一原因。過去講現(xiàn)實主義作家要找到事情發(fā)生的唯一原因，當時聽的時候未必完全領會，現(xiàn)在越寫越知道。

　　2 我一貫堅持寫實

　　很多人注意到王安憶的語言，旖旎、繁復、華麗，但是在她的散文《空間在時間里流淌》，我讀出了幽默與溫情。甚至在《眾聲喧嘩》里，讀出了喜劇的因素。近十幾年，王安憶的寫作變得日�；�。她曾坦言：“隨著年長，一些奇峻的東西倒是看得平常了，反是人情之常，方才覺得不易”，而且“歷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構(gòu)成的，歷史是日復一日，點點滴滴的生活演變�！�

　　讀書報：80 年代中期，您的“三戀”和《崗上的世紀》是非常獨特的，對描寫女性本身的欲望，寫女性的愛和抗爭，表達非常勇敢。但是進入90年代后，好像更專注于精神的探索。再往后的小說創(chuàng)作，更多地轉(zhuǎn)向了生活常態(tài)，這一特點在《長恨歌》中達到極致，后來的《天香》和最新的《眾聲喧嘩》也是如此�；仡櫼酝�的創(chuàng)作，您愿意作何評價？

　　王安憶：我還在寫，沒有明顯的階段可以化分。我對我的進步是滿意的。我不是一個原地踏步的人，也不是突破性很強的人。也有評論說我重復，我對這一批評保留意見。重復對作家來說沒錯。我還是很老實地、很誠懇地寫作。我的寫作多是上海題材，這是我的個人局限，也和寫作方式有關。

　　讀書報：也寫過《啟蒙時代》——算知青題材嗎？

　　王安憶：《啟蒙時代》20萬字，定位是一個思想性的作品。現(xiàn)在回想起來有些單薄，還應該堅持寫得多一些。寫完后，陳思和對我說，如果再寫一倍的字數(shù)，分量就不一樣�！傲俊痹谝欢ǔ潭壬蠜Q定作品的分量，這和個人的思想能力和材料上的局限有關。

　　讀書報：多數(shù)作家都在尋求變化，評論也說您不斷地在突破。您本人是怎樣的追求？

　　王安憶：我希望是多變的，這關系到一個人的美學；我也不強求，變化是自然而然。作家總是要寫新的故事。一本新書出來，就是一個新故事，這是對寫作的基本要求。突破是指思想性、手法上的大突破。我寫男性寫不好，就想努力試試，盡力完成《遍地梟雄》，我還是滿意的。我沒有強烈的意識突破，有些局限永遠不能突破，比如材料對我來說永遠是局限，看世界的方式也是局限。但局限往往也是立場。我一貫堅持的寫實手法，是我表達世界的方法。

　　作家如果像變色龍一樣變來變?nèi)ヒ埠芷婀�。一個作家的世界觀，是花一生去實現(xiàn)的。我從來不給自己定高度。每一部書，有一點小小的進步就可以了。讀者對作家也不能太苛刻，不能希望作家源源不斷地提供力作，也應該允許作家慢慢退場。作家無論寫或不寫，都必須是誠懇的。韓少功、史鐵生、張承志、張煒，他們都是對文字特別慎重的作家。

　　3 成功者不符合我的美學

　　讀書報：關注小人物一向是您寫作最大的特色，您覺得小人物在您的筆下，30年來是否也有變化？

　　王安憶：當然也在變化�！侗娐曅鷩W》里的歐伯伯，往前推的話是《逐鹿中街》里中等人家的某個人物。

　　讀書報：《眾聲喧嘩》三個人都是有寓意的，在把握人物心理方面，有難度嗎？我在看的時候不免將作品中的保安和身邊的保安聯(lián)系起來，怎么都難以置信。

　　王安憶：這個小說對我的挑戰(zhàn)不是特別突出，是傳統(tǒng)的寫實寫法，材料是上海的市井生活，也是我通常做的事情，寫得蠻順。小說家關心的永遠是特殊的性格，從這個行業(yè)的類型看，小說里的保安不具有代表性，是有個別性的。

　　寫小說的人都喜歡有性格的人，我不太喜歡寫主流的人物，永遠喜歡邊緣的，或者失敗的、落魄的。成功的人不符合我的美學，我也不大有興趣。所以筆下的小人物，不是我個人的，是文學個體的。

　　讀書報：《眾聲喧嘩》里有六個短篇小說，寫了六個不同的愛情故事，每篇都在五千字左右，都是以物來演繹故事，沒有很具體的人物和情節(jié)。這又是一種新的嘗試嗎？

　　王安憶：我不是第一次這么寫。我曾在90年代寫過五個短篇《屋頂上的童話》，每個一萬字，后來就擱住了，好像沒有新鮮的題材。《眾聲喧嘩》六篇都是寫愛情的，愛情在各個地方表現(xiàn)不同。很多微妙的東西，我也不愿意去多寫，但是偶爾，還是會很有趣。我不是思想家，不是每天都在思考哲學問題，然后去表達。我也是做手藝活的。今天看到一個料很小，那我就做一個小東西，明天可能會有很大的料，那就去做一個大東西。如果材料看上去稀奇古怪，那我就做一個很古怪的東西。

　　讀書報：《眾聲喧嘩》里歐伯伯開了一爿小紐扣店，覺得這樣很“靜”，當年輕的保安生活上遇到不順，煩躁不安時，他把紐扣倒了出來，讓他一個一個地慢慢數(shù)。是否也是一種帶有“禪機”的精神活動？

　　王安憶：用“禪機”用得太大了。我也沒有研究過宗教。如果說小說里蘊藏了禪機，就是一種生活禪吧，每個人都應該找到使自己安靜下來的辦法， 比如寫作使我安靜。事實上對我來說，寫作不是目標，就是日常的生活，就是慢慢積累。

　　4 我不認為作家是可教授的

　　1983年第一次走出國門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營，王安憶心里悄悄地埋下了兩個夢想，她很期待以后有機會的話，一要辦寫作班，二是國際寫作計劃。這個計劃在20多年后得以陸續(xù)實施。

　　讀書報：像文學講習所(魯迅文學院前身)，這樣的培訓，您參與得多嗎？

　　王安憶：除了文學講習所，我一直在學習，當然集中的時間不多。在《少年文藝》編輯部上班時，我旁聽了很多課，上過英語班，參加了國外的寫作計劃。1983年我和母親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營。當時我就有兩個夢想，一是寫作班，二是寫作計劃。

　　我最早接觸寫作課程是在愛荷華，愛荷華的國際寫作計劃是最聞名的，他們是請國外的作家作為駐市作家。我英語不好，也能得到一些收獲。那次出國的經(jīng)歷對我影響非常大。我第一次知道寫作是這么教的，我們在國內(nèi)也聽文學修養(yǎng)的課，基本上是老師講，學生聽。我到了國外，發(fā)現(xiàn)他們原來是這么學習寫作的，當然我也懷疑能否教出作家。想不到我今天也真的在做這樣的教學。

　　讀書報：復旦大學開設了文學寫作碩士已經(jīng)七年了，您認為作家能夠培養(yǎng)出來嗎？

　　王安憶：我的課程是寫作實踐，和國外的方式一樣，每人交作業(yè)談作業(yè)，沒有教材。我教創(chuàng)意寫作，也建議學生讀類型小說，讓他們知道一些基本規(guī)則。但是作家還是需要才華。我不認為作家是可教授的。凡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似都依仗天意神功，不是事先規(guī)劃設計所能達到的。可是寫作還是有人力可為的方面，比如文字的把握，情節(jié)的安排，故事的設置。

　　我一直認為中國很需要文學教育，現(xiàn)在的文學教育很弱。我教寫作，不期望學生們能成為作家，至少讓他們懂得寫作的樂趣，培養(yǎng)他們對文學的興趣，當個好讀者。

　　5 我們的作家都蠻正直的

　　讀書報：擔任上海市作協(xié)主席，您有什么感受？

　　王安憶：至于作家協(xié)會，大家團結(jié)就行了。我們上海的作家都蠻正直的，沒有做過喪失自己氣節(jié)的事情。在當下，時代總是在不斷考驗我們的正直心。我比較感興趣是上海作家協(xié)會主辦的上海國際寫作計劃報告會。這個活動從2008年開始舉辦，每次邀請幾位知名的、有特色的外國作家作為“駐市作家”在上海短期居住兩個月，必須遵守我們的原則，比如一定要住民宅。

　　現(xiàn)在特別強調(diào)中國文學走出去，其實不用走出去，請他們來，讓他們了解我們，我們也了解他們。我很喜歡他們來。每次像過節(jié)一樣開心。我們應該聽到各種聲音。

　　讀書報：您的作品修改得多嗎？

　　王安憶：一般來說，我下筆很謹慎，不太作廢。作品很像家電，改了就不好了。我現(xiàn)在每天寫得很少。一天一千字不到，寫幾百字就很高興。慢工出細活。我比以前會寫了，以前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錯了也不知道�，F(xiàn)在最終還是能掌控。下筆要謹慎，這是我寫作多年的經(jīng)驗。

　　讀書報：您對當前的中國文學怎么看？

　　王安憶：我不像別人那么悲觀。但中國文學的力量確實稀釋了，寫的人多了，出版物也越來越多。

　　6 我跟上海是比較緊張的關系

　　《長恨歌》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后，陸續(xù)被改編為電影、話劇等各種藝術體裁。但是除此之外，王安憶的多數(shù)作品與影視無緣，她戲稱自己的作品是導演的“死穴”。

　　讀書報：您的作品被改編的比例很少？

　　王安憶：我的作品可能不太適合直觀。這也是我的好。我是把敘述貫徹到底，敘述性的東西很難轉(zhuǎn)化成直觀的影像。我希望自己永遠保持這一點。我小說的好看和電影的好看不一樣。我覺得這不是壞事，如果交給影視，就是準備忍受不同程度的誤解。我基本上看不出這有什么好處。

　　最早在80年代，我有兩個短篇《本次列車終點》和《小院瑣記》，交給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作為他們的畢業(yè)作品，還參加了國際大學生電影節(jié)。那個時候的導演，像謝飛那一代，比較注重電影的文學性�，F(xiàn)在電影改編要求直觀性很強。

　　讀書報：獲獎無數(shù)，該得到的似乎都得到了�，F(xiàn)在支持您寫下去的動力是什么？您多次提到自己面臨的困難就是寫作材料的匱乏。

　　王安憶：寫作習慣很重要。另外，我還有寫作的欲望。但是永遠碰到的是材料緊缺，這和我的經(jīng)歷有關。

　　讀書報：您有過什么遺憾嗎？

　　王安憶：沒上大學是我的遺憾。如果能夠好好上大學，對我?guī)椭鷷�更大。我很喜歡聽課，2004年進入復旦大學時，還選了兩個老師的課聽，一個是傅杰的《管錐篇》，一個是駱玉明的《世說新語》，每次聽都要搶位子，他們的課很受歡迎，地上都坐滿了人。一個學期的課程，我基本不落。因為我知道我最缺乏古典文學方面的修養(yǎng)。

　　讀書報：大概是從《長恨歌》開始，讀者更多地將您和上海聯(lián)系在一起。包括后來的《天香》。如果說前邊是表達務實的、生活化的上海，那么在《眾聲喧嘩》中，描寫了一個中層比較階級走向邊緣的歐伯伯。上海在您的書寫中，其實也是變化的。《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作為“王安憶·非虛構(gòu)”系列的第二本，收錄的散文中又寫到《尋找上�！�、《上海與北京》。

　　王安憶：《長恨歌》里，上海只是我的小說的布景。我曾經(jīng)說過，我跟上海是一種比較“緊張的關系”。但是我居住在這里，又不可能寫別的地方，這里是我惟一的選擇。但是讓我離開這里，我的生活又不習慣。我相信每個人都有過這樣的感受。你的所有經(jīng)驗都在這個地方，很難用愛和不愛去解釋這種關系。我們就在上海的變化當中，被它推著走，可能很難客觀地去看它，一定是充滿了各種主觀性。這也可以看作我對上海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