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典結(jié)構(gòu)”的精神質(zhì)詢

——重讀靳凡《公開的情書》和禮平《晚霞消失的時候》

http://taihexuan.com 2013年05月02日15:19 來源：何言宏

　　誰是靳凡？誰又是禮平？

　　對于今天的很多年輕人來說，“靳凡”和“禮平”，肯定是兩個全然陌生的名字。至于《公開的情書》和《晚霞消失的時候》，也一定是兩部聞所未聞的作品。即使是對那些中文系的青年學子們來說，情況也會基本上如此。但是在另一方面，對于我們這些成長于一九八○年代——或者說，徑可以命名為“八十年代的精神之子”的我們來說，“靳凡”和“禮平”卻是兩個富有傳奇色彩和激動人心的名字，他們的上兩部作品，也一定會喚起我們諸多美好、親切、而且也不無復雜和相當深刻的精神記憶與文學記憶。

　　作為關(guān)于我們的精神記憶與文學記憶的一種相當特殊的記憶整理和記憶保存方式，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歷史編撰工作已經(jīng)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就，這些成就，雖然在某些方面多有差異，但卻在根本上共同構(gòu)成了關(guān)于中國當代文學史的“主流敘述”。這些“主流敘述”在當代文學的歷史發(fā)展與基本格局、當代文學的“經(jīng)典作家”與“經(jīng)典作品”等很多關(guān)鍵性的問題上，似乎已經(jīng)基本上達成了共識。特別是在構(gòu)成了文學史敘述之實際基礎(chǔ)的“經(jīng)典作家”與“經(jīng)典作品”方面，已經(jīng)儼然形成了一個基本穩(wěn)定的“正典結(jié)構(gòu)”。正是在這樣的“正典結(jié)構(gòu)”中，很多作家和作品都“各就各位”、“榮登正典”，形成了具有一定的等級關(guān)系和內(nèi)在脈絡(luò)的文學史結(jié)構(gòu)。而另有一些非常重要甚至可能更加重要的作家作品，則由于政治、文化、意識形態(tài)和文學觀念等方面的原因而被打入“另冊”，排斥在“正典結(jié)構(gòu)”之外，造成了相當嚴重的文學史遮蔽。我以為在這樣的意義上，靳凡的《公開的情書》和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就是兩部即使穿過漫長的歷史時空仍然難掩其光芒的不容遮蔽、具有突出的“正典品質(zhì)”的重要作品，作為一種相當獨特的精神存在，一直在質(zhì)詢著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儼然堂正的“正典結(jié)構(gòu)”。

　　一

　　《公開的情書》初稿于“文化大革命”時期的1972年，是當時在“知青”間流傳的“手抄本”之一，1979年9月修改定稿后發(fā)表于1980年第1期的《十月》雜志，作者靳凡，實際上就是后來從事思想史研究的著名學者劉青峰。而《晚霞消失的時候》則構(gòu)思和發(fā)表于“文革”以后，也刊載于1981年第1期的《十月》雜志。作者禮平，潘旭瀾主編的《新中國文學詞典》曾經(jīng)有過這樣的介紹：“禮平(1948—    )小說家。四川人。196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曾任海軍某部戰(zhàn)士。1981年轉(zhuǎn)業(yè)到北京某單位工作。1981年發(fā)表中篇小說《晚霞消失的時候》，引起較大反響，受到一些批評。后曾在《人民文學》等刊物發(fā)表過小說，但數(shù)量不多，影響也不大”。[1]長期以來，在我們的很多文學史編撰中，這兩個作家和他們的作品都曾經(jīng)被嚴重忽視，近乎成了文學史上的“失蹤者”。也只是在近些年來，這樣的狀況才有改觀，一些具有新的學術(shù)理念與歷史意識的文學史著作開始注意到他們的存在，從而被編入新的文學史敘述。但在這些著作中，這兩部作品的“地位”仍很“尷尬”，與那些占據(jù)章節(jié)、身份顯赫的“正典”相比，它們?nèi)匀弧暗讱獠蛔恪焙汀傲膫溆跓o”地處身于文學史“主流”外的歷史邊角，與它們的實際成就和文學史意義遠不相稱。

　　在《西方正典》一書中，哈羅德·布魯姆曾經(jīng)提出一項屢試不爽的測試經(jīng)典的基本方法，那就是看一部作品是否能夠經(jīng)得起重讀？[2]而卡爾維諾在《為什么讀經(jīng)典》一文關(guān)于經(jīng)典的十多條定義中，首先指出的也正是這一點，認為“經(jīng)典是那些你經(jīng)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3]文學作品是否能夠經(jīng)得起重讀，確實是衡量其是否是經(jīng)典的一個最為重要和最基本的標準，在此意義上，《公開的情書》和《晚霞消失的時候》恰正具有這樣的品格。

　　有一點我們應(yīng)該很清楚，每一部作品的能夠被重讀，都可能是由于它們的雖然復雜但卻又很獨特的具體原因，對于《公開的情書》和《晚霞消失的時候》來說，它們的鮮明、強烈而又非常獨特的精神特征，無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時隔多年，我對它們的每一次閱讀，都仿佛是一次精神還鄉(xiāng)，是一次激動人心和蕩氣回腸的精神洗禮。我想每一個在精神上都曾經(jīng)與八十年代有著深刻關(guān)聯(lián)的“八十年代人”，不管他屬于哪一個代群，不管他是“紅衛(wèi)兵—知青”一代，還是“紅小兵”或“右派”一代，一定都會有這樣的感覺，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以為《公開的情書》和《晚霞消失的時候》“起碼”是我們“八十年代人”的文學經(jīng)典。

　　作為一代人的文學經(jīng)典，“八十年代人”對《公開的情書》與《晚霞消失的時候》的重讀，肯定會有著相當突出的懷舊感和精神回訪的意味。我們應(yīng)該承認，無論是懷舊，還是對它們的精神回訪，都會具有一定的情緒性特征，而這樣的特征，自然又會使人們懷疑我們的重讀在精神體驗方面的深刻性與豐富性，懷疑作品的真正內(nèi)涵。如果情況真的是人們所懷疑的這樣，那它們的經(jīng)典性意義，也就只能局限于被稱為是“八十年代人”的這一批人，就真的只能是一代人的文學經(jīng)典了。但是在實際上，這兩部作品的意義與價值絕對不只是可資懷舊和偶供回訪，它們的精神意義——以及與此相應(yīng)的文學史意義，要更加重要，也更加深刻與豐富。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它們絕不僅僅是一代人的文學經(jīng)典，而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的兩部非常重要、并且具有鮮明的歷史特點的啟蒙主義的文學經(jīng)典�，F(xiàn)代中國啟蒙主義文學的精神承擔與歷史使命，它所往往具有的思想意識、主題話語和相應(yīng)的文本特征，在這兩部作品中，都有著非常突出的體現(xiàn)。

　　在《公開的情書》和《晚霞消失的時候》發(fā)表的當時，中國社會剛剛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惡夢，廣大民眾的精神與生存實際上還處于各種各樣的蒙昧狀態(tài)，迫切需要思想啟蒙，這便形成了一九八○年代的中國在思想文化與知識分子精神方面的啟蒙特點。而當時的文學，正如它在五四時期所曾承擔的歷史使命一樣，成了思想文化和精神啟蒙的重要手段。很多作家，因此便與思想文化界的其他一些啟蒙主義知識分子一道，成了亟待啟蒙的廣大民眾的“精神領(lǐng)袖”。

　　在悼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次演講中，索洛維約夫曾經(jīng)高度評價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于俄國社會的“精神領(lǐng)袖”的意義，認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俄國社會失去的不僅是一位詩人或者作家，而是自己的精神領(lǐng)袖”。而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精神領(lǐng)袖對于社會歷史和他對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乃至于整個人類的重要意義，索洛維約夫接著又做了這樣的闡述，認為“只要社會發(fā)展的歷史進程尚在繼續(xù)，惡就無可避免。和惡斗爭有兩種權(quán)力：世俗的和精神的。世俗權(quán)力是以惡制惡，用懲罰和暴力與惡斗爭，僅僅維持某種外在的社會秩序。第二種權(quán)力——精神權(quán)力，則不承認這種外在秩序表達了絕對真理，執(zhí)意通過內(nèi)在的精神力量，也就是使惡不僅受制于外在的秩序，而是徹底臣服于善，以實現(xiàn)絕對真理。就像至高無上的世俗權(quán)力總是集中在一個人——國家元首身上，至高無上的精神權(quán)力，在每個時代一般在全體國民中也只屬于一個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意識到人類的精神理想，比任何人都更自覺地追求這些理想，比任何人都更強有力地用自己的言論影響他人。這樣的精神領(lǐng)袖對俄羅斯人來說，在最近一段時期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4]如果我們回首八十年代，甚至是回首一九八○年代以來中國的思想文化歷程和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的歷史變遷，再比照一下索洛維約夫所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賦予的“精神領(lǐng)袖”這樣的稱號，我們便會不無沮喪地發(fā)現(xiàn)，我們似乎并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擁有著“至高無上的精神權(quán)力”的“惟一者”，在近三十年來的中國歷史上，似乎并沒有誰能夠“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意識到人類的精神理想，比任何人都更自覺地追求這些理想，比任何人都更強有力地用自己的言論影響他人”。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似乎又并不應(yīng)該因此而絕望。我們雖然沒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惟一者”，但卻有著一個同樣“清晰地意識到”并且“自覺地追求”著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理想同時也承擔著啟蒙使命的“精神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每一個個體雖不是太陽，但卻像是星辰。他們共同組成了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領(lǐng)袖”。恰正是他們，以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的光芒照徹了我們的生存。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以為僅僅以他們的這兩部影響巨大的啟蒙主義作品，靳凡和禮平就足以位列于這樣一個“精神共同體”之中。

　　二

　　《公開的情書》與《晚霞消失的時候》的啟蒙主義價值，最為突出地表現(xiàn)在它們的精神特征與思想探索上。某種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公開的情書》是“一代青年的精神啟示錄”，而《晚霞消失的時候》，則不僅是這樣的“精神啟示錄”，還是一部痛苦和真誠的“精神懺悔錄”。

　　《公開的情書》由作品中的四個人物真真、老久、老邪門和老嘎在一九七○年二月至八月間的四十余封通信所組成，帶有強烈的自我渲敘和思想探索的色彩。在這些通信中，作品中的人物一方面敘說著自己的生活道路，另一方面，又以充滿激情的話語表達著自己對人生、理想、事業(yè)與愛情的深切追問與獨特思考，儼然是在召開一場氣氛熱烈的“紙面上”的會議，非常充分地袒露了這幾個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顯示出一代青年的精神覺醒。

　　“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社會的廣大民眾特別是其中青少年們的精神與思想都被當時的意識形態(tài)所“塑造”與“給定”，在意識形態(tài)的信仰體系之外，每一個生命個體都不允許有自己的獨立精神與獨立思想，當時的每一種“合法”的寫作，也都只能是意識形態(tài)的簡單復制和話語回聲�！豆�開的情書》初稿于“文革”期間的一九七二年，在那樣一個異常嚴酷的年代里，它的寫作與傳抄不僅是對當時作為一種“世俗之惡”的專制性意識形態(tài)的挑戰(zhàn)與反叛，還是我們這個民族在那個年代里的精神奇跡和思想傳奇，即使是在一九八○年前后，對當時的很多讀者來說，它的發(fā)表，仍然是一場非常巨大的精神震撼與思想啟蒙。

　　《公開的情書》的最為重要的啟蒙意義，就在于它率先地在革命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之外展開了對于現(xiàn)實人生道路的獨特思考。這些思考，一方面超越了“文革”意識形態(tài)的粗暴限制，另一方面，也不盡符合一九八○年前后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重新“勘定”。實際上，在《公開的情書》正式發(fā)表的一九八○年，“文化大革命”甫才結(jié)束，“新的歷史時期”剛剛開始，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在匆忙之間，在廣大青年的人生道路和人生意義的問題上，不僅尚未來得及建立一套成熟和完備的思想體系，甚至連青年人真正的思想狀況也不盡了然，因此才有旨在于此的各種各樣的座談會的召開和諸多刊物的有關(guān)討論，可以說，在當時很多年輕人的精神深處與思想深處，實際上是一塊雜亂無章和有待占領(lǐng)與整理的思想空場與精神飛地。從青年人自身的角度來看，隨著他們對“文革”的幻滅，原有的將自己的人生道路和人生意義緊密聯(lián)系和納入于共產(chǎn)主義這一宏大歷史進程的自我想像終于崩潰，當年的《中國青年》雜志圍繞著“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這樣的問題所開展的轟轟烈烈的“潘曉討論”，便是一個很好的說明。而具體在《公開的情書》中，不管是小說中的真真，還是作者靳凡，她們對自己人生道路的思考和人生意義的追問則要發(fā)生得更早。無論是小說的故事時間(一九七○年)、初稿時間(一九七二年)，還是它的定稿時間(一九七九年)，都要早于或遠早于“潘曉討論”的一九八○年，在此意義上，《公開的情書》真像是一部先知般的作品，很早就預示和提出了潘曉式的追問。

　　潘曉的追問引發(fā)了一場影響深巨和波及全國的關(guān)于人生道路與人生意義問題的大討論，被后來的人們追認為“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5]而在《公開的情書》中，真真的“思想初戀”卻發(fā)生得更早。與潘曉相比，她的“思想初戀”也更加動人，更加深刻與復雜。

　　真真是《公開的情書》中最為核心的主角，在作品發(fā)表的當時，曾有論者根據(jù)作品的內(nèi)容對她的形象做過如下很好的概括：

　　“女主人公真真，是作者塑造得最成功的藝術(shù)典型。正像真真這個名字所顯示的，她有一顆真誠的、勇敢地追求真理的心�！ぁぁぁぁぁに�是年輕主人公中最純潔、最真誠、最善良的一個，像水晶一樣透明······她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最后的戰(zhàn)爭年代里誕生的革命后代，吮吸革命的乳汁長大，血液里滲透了父輩們的革命信仰。她的生活有過一個美麗的開端。正當少年時代培養(yǎng)起來的對科學的熱愛，為建設(shè)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獻身的理想將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學習變?yōu)楝F(xiàn)實的時候，道路中斷了。文化大革命的巨浪，把她從高干家庭和名牌大學沖到社會底層。父親被監(jiān)禁，姨夫成了‘反動權(quán)威’，自己成了‘黑幫子女’和‘精神貴族的臭小姐’，由于反抗受到鎮(zhèn)壓，又被打成‘二月逆流’伸向群眾組織的‘黑手’。她在被批斗中不肯屈服，逃出專案組的監(jiān)視，奔向祖國大江南北的壯麗山河······”

　　上面的文字雖然不可避免地帶有著那個時代的話語特點，但它對真真的形象與命運的把握卻相當準確。作為一個“血液里滲透了父輩們的革命信仰”、“像水晶一樣透明”的“最純潔、最真誠、最善良”的“革命后代”，當真真由于“文革”的沖擊而“道路中斷”，和當年的很多知青一樣在一所山區(qū)中學里接受“再教育”后，她所產(chǎn)生的是一種幻滅、迷茫和不無消沉的情緒，關(guān)于人生道路和人生意義的思考成了她的最為重大的精神焦慮。正如她在分別給老久和老嘎的信中所說的：“我的苦惱是缺乏一個具體的目標來鼓舞我的意志和能力。我惱恨自己”；“我總在想：行動？不錯。可我的目標呢？通往未來的路在什么地方呢？我活著又是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呵！”正是在這樣的困惑中，真真遇到了老嘎和老久們。頻繁的通信和熱烈的討論在使真真與老久產(chǎn)生愛情的同時，也終于使真真結(jié)束迷途，找到了新的道路。

　　實際上，《公開的情書》是一部交織著豐富的“性別政治”與“話語政治”問題的復雜文本。在真真的人生歷程中，與其有關(guān)并且對其有所“企圖”的每一個異性都代表著一種話語力量，代表著這種話語力量所相應(yīng)的人生哲學。小說中的童汝是“一個在政治大動蕩中涌現(xiàn)的精神流氓”和“虛偽的政治騙子”；而真真的戀愛對象石田，則只是一個沒有什么高遠理想與人生追求的“庸俗的好人”；與老久一樣同時深愛著真真的老嘎，是一個雖然有著藝術(shù)追求但卻仍在途中、四處漂泊，仍然在尋求著自己人生道路的藝術(shù)青年；而老久，則是“一個面對現(xiàn)實而頑強地尋找光明的人，一個正視生活、意識到應(yīng)負的歷史使命的人，一個聽從祖國召喚的人”，勇于思考，相信科學，自覺地學習和掌握世界上最新的理論思潮，并且把自己的愛情、事業(yè)、理想和人生道路與自己所意識到的歷史使命和祖國的召喚結(jié)合起來，做一個“公民和戰(zhàn)士”，是其堅定的人生哲學與人生理想。在這樣一場以真真為中心的“多角戀愛”中，只有老久，才在最后真正獲得了真真的愛情。

　　以三角或多角戀愛的角力來申明和體現(xiàn)敘述者的話語立場，是中外小說中的常見模式。在《公開的情書》中，不同的人生哲學和話語力量對純潔得“像水晶一樣透明”的真真的“爭奪”與“涂抹”，終于以操持著啟蒙主義話語的老久(以及背后的精神領(lǐng)袖老邪門)的勝利為結(jié)局，這正是作者在真真的故事中所要完成的思想演繹。

　　但真真的故事，不禁使我想起了《青春之歌》中林道靜的故事。在《青春之歌》中，楊沫同樣通過以林道靜為中心的多角戀愛的故事，分別書寫了以余敬唐、于永澤和盧嘉川、江華等為代表的不同的話語力量對于林道靜這樣一個同樣純潔的女性主體的“涂抹”與“爭奪”。經(jīng)過種種曲折的“涂抹”與“爭奪”，林道靜這樣的小資產(chǎn)階級女性終于走上了“革命者的”人生道路。[6]而真真的故事，恰正是對林道靜故事的巨大“翻轉(zhuǎn)”。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靜由起初的一個小資產(chǎn)階級女性成長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而在《公開的情書》中，真真卻由起初的一個“吮吸革命的乳汁長大，血液里滲透了父輩們的革命信仰”的“革命后代”，“蛻變”為一個接受了西方資產(chǎn)階級思想影響的、已經(jīng)全然“去革命化”了的小資產(chǎn)階級女性。[7]

　　至此我們發(fā)現(xiàn)，實際上和林道靜的故事一樣，真真的故事更是寄予了作者對知識分子道路問題的思考。五四以來，道路問題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巨大焦慮。作為這種焦慮的形象表達，從魯迅開始，中國現(xiàn)當代小說就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一些尋找道路的知識分子形象，但由于作者話語立場的差異，這些作品對知識分子道路問題的思考又多有不同。在魯迅那里，知識分子道路焦慮的表現(xiàn)(如《傷逝》)和他們的孤獨、彷徨與失敗命運的悲劇性揭示(如《傷逝》、《孤獨者》和《在酒樓上》)，實際上是一位偉大的啟蒙主義者基于啟蒙主義的精神立場對于知識分子自身問題的批判與拷問；而在《青春之歌》中，作家的話語立場顯然只是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是要求知識分子棄絕個性解放的局促道路與偏狹人生，從而走向革命并且與工農(nóng)相結(jié)合的革命話語；到了《公開的情書》，似乎是經(jīng)歷了一個相當有趣的輪回，革命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此前所為知識分子規(guī)定好了的革命道路反而又被老久、老嘎、真真和老邪門們所拋棄，在他們的通信中頻仍出現(xiàn)的道路焦慮不僅無關(guān)革命，反倒更多的是諸如“相信科學”、“堅持個性”、“爭取愛的權(quán)利”和“反對庸眾”之類五四時期的啟蒙話語。這樣一來，《公開的情書》便很突出地在話語主張和精神立場上接通了五四時期的啟蒙主義文學，成了啟蒙主義文學在新時期的一個經(jīng)典文本。

　　三

　　不同于《公開的情書》的是，《晚霞消失的時候》的啟蒙意義，主要體現(xiàn)在它以其含義復雜的“啟蒙話語”對已經(jīng)成為歷史了的“文化大革命”進行獨特思考的同時，深刻反省了以李淮平為代表的“紅衛(wèi)兵—知青”一代的人生道路。這一點，正如作家在一篇“創(chuàng)作談”中所指出的，這部作品的一個非常明確的創(chuàng)作目的，便是“集中在于對‘文化大革命’及其‘紅衛(wèi)兵運動’的反省”。[8]

　　我一直以為，《晚霞消失的時候》中真正的主人公并不是人們談?wù)撦^多的南珊，[9]而是李淮平。與《公開的情書》中的真真一樣，李淮平也是一位革命的后代。小說的敘事進程，實際上就是李淮平由起初的一個單純得近乎瘋狂與蒙昧的“革命信徒”(紅衛(wèi)兵)不斷被啟蒙的過程，因此它在發(fā)表的當時，就被稱為是“一個老紅衛(wèi)兵的啟示錄”。[10]

　　對于李淮平來說，小說中的幾乎每一個比較重要的人物都是他的啟蒙者。不管是在政治地位、政治身份，還是在精神性格與思想意識方面存在著怎樣的天淵之別，李淮平的作為革命將領(lǐng)的父親、南珊、楚軒吾和南岳長老，都對他這個“文革”中的“革命信徒”的思想啟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當然在其中，南珊是一位最為重要的啟蒙者。

　　小說開始于李淮平的一個神奇夢境。夢境中的李淮平“步履飄然地”踏上一條小路，“來到了一個神話般美麗的地方”。正是在這里，李淮平聽到了“一陣輕柔縹緲的歌聲”并為她所引領(lǐng)：

　　“這歌聲在微風中抖動著，由小而大，漸漸傳遍整個湖面和山谷。在這安詳?shù)囊股?/p>

　　中，那歌聲顯得十分遙遠而清晰，抑揚宛轉(zhuǎn)，然而我卻一個字都無法聽清，我努力向歌聲響起的地方望去，只見在那邊山腳的林木中，正泛出一層微明。

　　我斷定，那歌聲一定便是這片山林湖谷的主人，并且是這一切奇妙景色的操縱者。

　　于是我撥開遍地的花草，踏著清寒的泥土，毅然決然地沿著湖岸向那歌聲響起的地方走

　　去······

　　然而正當我努力要在那濃密的天涯芳草中尋找一條小道的時候，似乎是從天外傳來

　　的一個熟悉而親切的聲音在我耳邊大聲響了起來。同時我的身體受到一陣搖撼�！�

　　歌聲的引領(lǐng)與錯失是李淮平故事的主要內(nèi)容。真切而又粗暴地驚醒他的，并不是女神虛無縹緲的歌聲，而是他“熟悉而親切”的革命父母的教導。這才是他所面臨的真正現(xiàn)實。在小說的結(jié)尾，當李淮平與南珊令人驚喜和欣慰地偶遇泰山，他們間所發(fā)生的，卻是又一次令人悵惘的徹底的錯失。李淮平和南珊間的“愛情故事”，實際上只是不多的幾次偶遇與錯失，錯失使故事增加了美，不僅使得他們的愛情凄美動人，也更加突出和強化了其中的精神內(nèi)涵。但正是在這種悲劇性的錯失之中，李淮平的精神獲得了成長。所以在小說的最后。當他們之間徹底地告別，他目送著南珊“在昏暗中邁著輕盈而端莊的腳步，踏著秋草，很快地消失在蒼茫的夜色中”的時候，他所聽到的，已經(jīng)不再是夢中女神的縹緲歌聲，而是南珊的“平靜的聲音”：

　　“······在那遠遠傳來的談笑聲中又開始響起南珊平靜的聲音。

　　我獨自一人站在天街的岔口上，透過重重夜霧注視著南珊消失的地方，追記著她留

　　給我的并沒完全聽懂的話語。此刻，我的心是平靜、安詳、而且充滿了力量的。

　　從此，南珊便一去不返地從我的生活中遠去了�！ぁぁぁぁぁな堑模�往事已經(jīng)過去；從今

　　天開始，我們的視野應(yīng)該轉(zhuǎn)向更加廣闊的未來�！�

　　由起初在夢境中的“踏著清寒的泥土”在“天涯芳草中尋找一條小道”，而到對于“更加廣闊的未來”的展望，李淮平的“道路”，顯然離不開歌聲和話語的引領(lǐng)。實際上和《公開的情書》一樣，《晚霞消失的時候》所寫的，仍然是一位革命后代接受不同的“話語啟蒙”的過程。只是在《公開的情書》中，“話語啟蒙”的基本方式是幾位同代人之間的頻繁通信，而在《晚霞消失的時候》中，話語啟蒙的完成卻是通過南珊和幾位長者對于李淮平的直接和間接的教導。“道路”與“話語”，就是這樣以不同的方式發(fā)生了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

　　但與《公開的情書》不同的還在于，因為攜帶著更加痛切的人生經(jīng)驗和對歷史悲劇的深刻思考，《晚霞消失的時候》中的“啟蒙話語”顯然要比《公開的情書》更加復雜：文明、野蠻、階級、革命、道德、暴力、歷史、科學與宗教······構(gòu)成了它的主要內(nèi)容。但正是這些內(nèi)涵復雜的話語啟蒙，使李淮平對自己在“文革”中的行動產(chǎn)生了真誠的懺悔。實際上，作家的基本目的就是要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反省“文革”，來使李淮平這樣的一個曾經(jīng)的“革命信徒”實現(xiàn)精神的拯救與復活。

　　《晚霞消失的時候》對“文革”的反省主要集中在一個具體的方面，這就是對“文革”時期群眾暴力的批判。小說非常詳細地描寫了李淮平在紅衛(wèi)兵時代所組織的一次抄家行動，文本的敘事進程，幾乎都是在表現(xiàn)這一行動對于李淮平和南珊的精神、命運的影響，在展示他們對人類暴力理性思考的同時，抒寫了李淮平對其親自參與和組織的群眾暴力的深刻懺悔。當年的李淮平在抄家動員時，竭力強調(diào)他們是“承擔著一種偉大的任務(wù)，這就是要以我們的力量，形成一種革命的洪流······我們今晚的抄家行動，就正是這洪流的一個巨大洪峰”。李淮平們不僅通過對作為“階級敵人”楚軒吾，而且還進一步通過對“落后分子”“眼鏡”等人“革命身份”的剝奪，來強化自己身份與行動的“革命性”。李淮平在抄家時，曾經(jīng)對南珊姐弟有過這樣的說明：“今天來抄你們的家，對于革命來說是完全必要的，或者說，這是一次必須進行的革命行動”。當時的李淮平所操持與聒噪的，顯然是“文革”時期的“革命話語”�！案锩�”的神魔，已經(jīng)完全占據(jù)和控制了李淮平的精神世界。通過自己的“革命認同”，或者說以革命的名義，以喧囂不已的“革命話語”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持，群眾暴力才實現(xiàn)了自己的合法化。正因為如此，禮平對李淮平們“革命行動”的反思才集中于這樣一種非常深刻的思考，即人們是否有權(quán)將自己認為是“革命”的信念和理想“強加到別人的意志和心愿之上”？小說通過楚軒吾和南珊關(guān)于這一問題的討論和對李淮平的觸動，實際上已經(jīng)作出了相當明確的回答。另一方面，作品還通過南岳長老對宗教信仰的“向善性”和“虛構(gòu)本質(zhì)”的揭示，以及貫穿作品始終的關(guān)于“文明與野蠻”的思考，不斷表現(xiàn)出對李淮平們“革命行動”的合法性的深刻懷疑，這樣一來，作品對群眾暴力的批判與反思便具有了一定的抽象色彩，形成了對于包括群眾暴力在內(nèi)的所有人類暴力的總體性懷疑。不僅是“文革”時期的抄家行動，就是發(fā)生于一九四○年代的國共兩黨的生死決戰(zhàn)，甚至是古希臘的戰(zhàn)爭，以及軍人的身份與使命這樣的問題，也被納入到反省的范圍。或者也可以說，小說是將“文革”中的抄家行為作為人類暴力的一種特殊形式予以反省的。應(yīng)該說，小說的內(nèi)涵相當復雜，但是對李淮平來說，有一點卻又非常簡單，那就是他終于通過自己的艱苦反省，放棄和破除了早年的“革命蒙昧”，接受了南珊、楚軒吾和南岳長老等人的話語啟蒙。

　　在《晚霞消失的時候》發(fā)表的當時，當年的中國作家協(xié)會書記處書記和《文藝報》主編、著名的文學批評家馮牧曾經(jīng)用“才華橫溢，思想混亂”這樣的說法來批評這部作品。[11]似乎正如馮牧所說的，《晚霞消失的時候》的思想確實很“混亂”。李淮平所接受的啟蒙，不僅僅是“南珊的哲學”，[12]還有“楚軒吾的哲學”、“長老的哲學”，甚至還他的革命父親李聚興的“哲學”和那個作為游客的外國軍人的“哲學”。在這些復雜的“哲學”中，既有來自于基督教和佛教的宗教思想，也有來自西方十八世紀的啟蒙主義思想，還有來自于我們祖先的儒家思想······作品中的“啟蒙話語”無疑呈現(xiàn)出相當復雜的局面。但我以為，我們并不能夠據(jù)此來否定這部作品。

　　“文化大革命”時期，當時的“革命話語”幾乎曾“總體性”地占據(jù)和覆蓋了“紅衛(wèi)兵—知青”一代的精神空間，在這種“總體性”退場或崩潰后，伴隨著精神覺醒而來的，便是他們對不同話語資源饑不擇食般的廣泛吸納，表現(xiàn)在《晚霞消失的時候》中，便是其所呈現(xiàn)出的思想的駁雜或“混亂”。實際上我們回頭想想，在我們前面所討論的《公開的情書》之中，那幾個年輕人的思想，不正是有著同樣的“混亂”？在“革命蒙昧”破除后的時代和精神真空中，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而不是以往那樣的對意識形態(tài)的盲目信奉來自覺吸納廣泛的思想資源，不正是啟蒙的應(yīng)有之義與必然過程？更何況，文學作品對思想的言說并不一定要以正確為務(wù)。對于這一點，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曾闡述的：“一般說來，文學家更為關(guān)心的是引起我們對思想的注意，而不是他自己對思想進行論證或分析。而在哲學上，對思想的反映則表現(xiàn)為知識、見解或信仰，也就是說，通常都包含某種確定的主張。但在文學里卻常是另外一種情況：我們所關(guān)心的思想并不要求我們對其進行任何符合邏輯的評價。在這種情況下，純粹的‘欣賞’代替了接受或拒絕。所蘊含的思想受到人們的贊羨而不是維護�！盵13]確乎如此！《晚霞消失的時候》和《公開的情書》的美，最主要的正是來自它們充滿激情和不無“混亂”的思想。也正是它們的這些不無“混亂”的思想在對以李淮平和真真為代表的“革命后代”進行思想啟蒙的同時，不僅獲得了一代人的“欣賞”與“贊羨”，更是奠定了它們啟蒙主義文學經(jīng)典的重要地位。但這樣的經(jīng)典，卻不僅在當時備受指責，在迄今為止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和文學史編撰中，也未獲得公正的評價。

　　這兩部作品在發(fā)表的當時，都曾受到嚴厲的批評。特別是《晚霞消失的時候》，當時的很多報刊都發(fā)表了批評其思想上“錯誤傾向”的文字，在此之外，更加重要的還在于，它的問題還引起了當時的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導人胡喬木和當時的團中央書記陳昊蘇、馮牧、趙樸初、王若水等政治權(quán)威和思想理論權(quán)威的“關(guān)注”，這些“關(guān)注”恩威兼?zhèn)�，既有愛護，也有批評，[14]再加之當時特殊的“反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和后來“清除精神污染”的思想文化語境，不禁會使作家產(chǎn)生一種如履薄冰的緊張和焦慮，非常嚴重地扼殺了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的創(chuàng)作生命。這一點，正如禮平在后來所回憶的：

　　“在隨后的時間里，當我準備讓關(guān)于這個小說的一切全都成為過去，自己靜下心來，準備再寫一些新的作品的時候，我突然驚慌地發(fā)現(xiàn)，我再也寫不出那么自如的文字了。我開始進入一種寫作的‘失語’狀態(tài)�！ぁぁぁぁぁぶ链�，我已經(jīng)打定主意淡出江湖，不再寫作”。[15]

　　在本文的開頭部分，我曾征引過潘旭瀾主編的《新中國文學詞典》對禮平的介紹。如果我們把這樣的介紹視為一種特殊的文學史編撰的話，那這樣的編撰，無疑會獲得我們的敬意。但在其中，并不是沒有值得我們進一步追問的問題�！�1981年發(fā)表中篇小說《晚霞消失的時候》，引起較大反響，受到一些批評。后曾在《人民文學》等刊物發(fā)表過小說，但數(shù)量不多，影響也不大”——這樣一段可堪玩味的文字，無疑與真正的文學史真相相去甚遠�！锻硐肌返陌l(fā)表到底引起了怎樣的反響？受到了怎樣的批評？作家在后來的寫作，為什么又“數(shù)量不多，影響也不大”？這是因為才能？還是因為其他？詞典編撰所要求的簡潔當然可以非常自然地省略掉這些背后的東西，欲說還休的文字也許也隱含著編撰者的“苦衷”，但是，更應(yīng)豐富也更應(yīng)深入的文學史研究和文學史編撰卻不應(yīng)該隨意忽略。在這兩個作家和這兩部作品命運的背后，實際上還隱藏著一個相當重要的文學史秘密。

　　《公開的情書》和《晚霞消失的時候》的成就與影響，都在于它們對啟蒙精神的繼承和它們的啟蒙思想，在它們的寫作和發(fā)表的年代，起碼——其實也不止——這兩個作家和他們的作品與整個社會的思想狀況是息息相通的，他們繼承了啟蒙主義文學對于蒙昧的揭示與批判，但正如我們前面所揭示的，這樣的“思想”不僅難以獲得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真正的“欣賞”與“贊羨”，還會因為其所謂的“錯誤”與“混亂”頻遭阻扼，最后的結(jié)局就是，不僅作家自身的創(chuàng)作生命半途夭折，甚至連很多學者也難對它們公正評價。這樣的后果，一方面造成了“文革”后中國文學“思想性”追求的顧慮重重和文學的“思想性”在總體上的貧弱；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那些雖不很多但卻相當可貴的以“思想性”取勝的作家作品隱而不彰，難入正典。實際上，如果我們真正充分地考慮到魯迅以來啟蒙主義文學的重要意義，并且在這樣的歷史流脈中來考察，《公開的情書》和《晚霞消失的時候》——以及另外一些亟待重評的重要作品——無疑具有相當突出的經(jīng)典性意義。

　　[1] 潘旭瀾主編：《新中國文學詞典》，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3月版。

　　[2] 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譯林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21頁。

　　[3] 卡爾維諾：《為什么讀經(jīng)典》，《為什么讀經(jīng)典》，譯林出版社2006年8月版。

　　[4] 索洛維約夫：《一八八一年一月三十日在高級女子講習班悼念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講》，索洛維約夫等：《精神領(lǐng)袖：俄羅斯思想家論陀思妥耶夫斯基》，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2月版。

　　[5] 彭波主編：《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版。

　　[6] 李楊：《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jīng)典再解讀》“第三章”，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7] 在《公開的情書》中，老久和老邪門的思想雖然龐雜，但他們的主要資源顯然來自于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啟蒙思想，同時也融合了一些當時較新的西方現(xiàn)代思潮。

　　[8] 《我寫〈晚霞消失的時候〉的得與失》，《青年文學》1982年第3期。

　　[9] 1983年，王若水曾與禮平就南珊的形象有過兩個回合的交鋒與討論，更加強化了這樣的印象。具體請參若水：《南珊的哲學》，《文匯報》1983年9月27～28日；禮平：《談?wù)勀仙骸�，《文匯報》1985年6月24日；若水：《再談南珊的哲學》，《文匯報》1985年6月24日。

　　[10] 何志云：《一個老紅衛(wèi)兵的啟示錄》，《青年文學》1982年第3期。

　　[11] 禮平：《寫給我的年代——追憶〈晚霞消失的時候〉》，《青年文學》2002年第1期。

　　[12] 若水：《南珊的哲學》，《文匯報》1983年9月27～28日。

　　[13] 牛頓·P·斯托爾克奈特：《文學與思想史》，張隆溪選編：《比較文學譯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6月版。

　　[14] 禮平：《寫給我的年代——追憶〈晚霞消失的時候〉》，《青年文學》2002年第1期。

　　[15] 禮平：《寫給我的年代——追憶〈晚霞消失的時候〉》，《青年文學》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