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wǎng)>>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真誠的寫作離不開童年經(jīng)驗的滋養(yǎng)
記 者:您為什么喜歡兒童文學?是什么樣的機緣讓您走上兒童文學之路?
薛 濤:有人說兒童文學作家是生就的,不是造就的,意在強調兒童文學作家身上的某種天性。我究竟是生就的還是造就的?假如我果真有“生就”的部分,我倍加感激父母和家族的基因。但是今天我還是想說說被“造就”的那部分。
我最早接觸的作家是兒童文學作家肖顯志。在鐵嶺師專讀書的時候,我寫了很多散文習作,常常翻過龍首山進城交給肖老師提意見,肖老師跟我講到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建議我嘗試寫寫兒童文學。后來我分配到營口一所高中工作,開始醞釀寫兒童文學。
那時候我20出頭,想終生從事寫作,不著急取得成就,想從基礎訓練開始。我寫了幾十篇小小說,《青年文摘》《中學生閱讀》《小小說選刊》都選載 過我那時候的作品,其中的兒童小說《黃紗巾》《冬天》《女孩的暖冬》還選入蘇教版、北京實驗版的初中語文,廣東的大學語文等。托爾斯泰說小小說是訓練作家 的最好的學校。其實換個詞組更確切,小小說是對作家的“魔鬼訓練”。 千八百字的篇幅,要在語言、立意等諸多方面進行鍛造,我對自己進行的就是這樣的“魔鬼訓練”。接下來,我嘗試篇幅更大的短篇小說寫作,《河澡》《空空的紅 木匣》《白鳥》等作品被《新少年》《文學少年》《兒童文學》《少年文藝》熱情接納,《兒童文學選刊》從那時就及時關注到我,大力推出我的作品,對我的關注 一直持續(xù)到現(xiàn)在。
那時候,我結識了遼寧兒童文學的“祖母”趙郁秀老師,還有鄭曉凱、寧珍志老師(這個名單很長,他們在我心里很重),他們給了一個年輕人最需要的鼓舞。這個年輕人并非才高八斗,自己都看不清未來,是這些編輯的目光照亮了他的前程。
一個作者的成長,編輯的作用大于讀者的作用。什么是機緣?機緣肯定與某時某地結識的某人有關。我與兒童文學的機緣就是那些人造就的。他們熱情、無私,把文學當成信仰,把發(fā)現(xiàn)和培養(yǎng)青年作者當成責任和義務。這是我的幸運。
記 者:您的童年是如何度過的?童年的哪些重要經(jīng)歷影響到您后來的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
薛 濤:說到童年,繞不開昌圖這個地方。
“昌圖”二字源自蒙語“常突額爾克”,意為“綠色的草原”。200年前這里還是蒙古人的游牧區(qū)域,水草豐美,鳥獸眾多。這里跟內(nèi)蒙古科爾沁左翼后旗交界,遙遠年代在這里繁衍生息的滿、蒙先民信奉一種自然宗教:薩滿。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我把薩滿跟下鄉(xiāng)的二人轉劇團混為一談。他們都是歌者和舞者,只不過他們的歌舞里充滿了異樣的神秘氣息,讓我一直不敢走近。我 躲在遠些的地方就能聽見清脆的腰鈴和叮咚的神鼓。待我拉上弟弟小心走近,失魂落魄的歌聲也泄露出來,我趕緊帶著兩個弟弟逃了。對薩滿的記憶讓我敬畏天地生 靈,這直接影響我的生命觀和宇宙觀,進而也一定影響了我的文學觀。還有,它在我的作品中注入某種味道。那味道就像薩滿的腰鈴和神鼓響起來,村道、屋頂、草 垛飄揚起的詭秘、特異的氣息。
童年的記憶、大地的氣息時刻影響我的表達。真誠的寫作離不開童年經(jīng)驗的滋養(yǎng)。反過來缺乏童年經(jīng)驗滋養(yǎng)的文學我深表懷疑。
我從出生到參加社會工作之前,一直沒有離開過遼北。離開家鄉(xiāng)的好處是心中會多一抹鄉(xiāng)愁。從前,想到家鄉(xiāng)心里常常充滿甜蜜的感傷。它似乎近在眼前,卻又因年代久遠而模糊。它神秘莫測,彌漫著不可言傳的氣息,F(xiàn)在,它卻給我力量,我的文學前途全仰仗它了。
記 者:您在什么時候通過怎樣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文學準備?
薛 濤:我的文學啟蒙來自母親,她是一位語文教師。上學前她就做我的“語文”老師,教我識字讀書。我還喜歡一個人躺在草甸子里看書,一本是《西湖民間故事》, 一本是《魯迅全集》(第二卷)。進入學生時代,我讀了一些小說。古代的、現(xiàn)代的,中國的、外國的,積累了無數(shù)個“提示”、“頓悟”、“驚喜”之后我自以為 知道了小說的做法。我不認為書里面有什么學問,從來都不想在書中學到什么,它能給我一分驚喜我就服氣。我大概是在尋找跟世界溝通的渠道,希望它能給我一個 提示,讓我生出一分頓悟,打開一個出口。所以到現(xiàn)在,我都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
這幾年我癡迷那些陌生的行當,木匠、花匠、鉗工、車工、養(yǎng)菇人、養(yǎng)蜂人、軟件工程師、營養(yǎng)師……我遇見一個鐵路尋道工,我很愿意請他喝一杯,聽 他講講他們的秘密生活。有一段時間我悄悄跟蹤一個養(yǎng)蜂人,我當然不想偷他的蜂蜜,我要盜竊的是養(yǎng)蜂人的“奧秘”。我怎么解釋他都不信,還是懷疑我是偷蜂蜜 的賊。我?guī)鸵粋藏民撿拾麥穗,我跟一個捕鳥的人探討小哲學……
這些算不算文學準備?我不知道。我隨時進行文學準備,這件事沒完沒了。
把人性帶到有光亮的出口
記 者:您的小說不是社會化地看取世界,而是審美化地觀照世界,這使得您的小說有一種詩性,呈現(xiàn)出一種清澈純凈的質地,空靈唯美,意蘊悠遠,您的這種文學風格是如何形成的?
薛 濤:小說首先是藝術,然后才是別的。或者這樣說,文學首先是別的,最終還是藝術。
社會化地看取,難免對世界進行功利性地辨析和拆毀。人性缺憾,人生蒼涼,固然可以手執(zhí)匕首施以剖解,把人性和人生的真相戳穿給人看。之后呢?是 躲在角落里看笑話,發(fā)出惡作劇的壞笑,還是擺出一個小人得志般的表情,欣賞自己的成果。要我說事情并沒有結束,文學不能停留在拆毀這個層面,還要建設。須 拿起另外兩件工具,那就是針和線,對傷口進行縫合?p合的時候,如有必要也要注射一點麻醉劑,這也許就是詩性。如此這般才算把持了藝術良知。
或為刀客,或為醫(yī)生,我大體屬于后者。我一直寫兒童文學,從未宣稱為讀者寫作?墒俏抑雷约簩懙臅豢杀苊鈺湓谀硞孩子手中,我就更覺得詩性的必要。
當然某一種詩性也有毒,那就是對殘酷現(xiàn)實的掩蓋或逃避。我筆下的詩性不回避現(xiàn)實,是對現(xiàn)實的審美呈現(xiàn)和善意修補。我不營造虛假的明媚,更不會把 讀者帶進幽暗境地自己一走了之。我愿意繼續(xù)探索,把人性帶到有光亮的出口。在《隨蒲公英一起飛的女孩》結尾,“我”錯過與小琪的見面,可是蒲公英每年都有 一次起飛的機會,那么“我”與小琪就還有機會。
記 者:落實到小說的技巧上,這種風格又是如何實現(xiàn)的?
薛 濤:先修心,技巧自然天成。我重新選編自己的作品時,覺得最初的一些作品顯得雕琢,甚至做作,比如《白鳥》集中的一些作品。我想原因就在于修行不夠,內(nèi)功 欠火候,不得不依賴外在的手段,布局謀篇時便用力過猛,所以留下刀砍斧削的痕跡。僅僅靠技巧完成不了“詩性”、“空靈”、“悠遠”的藝術指標。
記 者:追求小說純美的詩意和意境,常常需要對現(xiàn)實生活做出凈化和提煉。這樣的凈化和提純是否會傷害到作品的豐富和飽滿,或者說截斷了地氣。您如何取舍?
薛 濤:凈化和提煉,分寸掌握不好,一定會傷害到作品的豐富和飽滿。這也是一直糾結我的問題。如何取舍呢?我拿真誠做尺度,尊重生活,不粉飾現(xiàn)實,不掩蓋真相,力求揭示本質,同時保證細節(jié)的真實和豐富。創(chuàng)作探索中的成敗得失都沉淀下來,變成我的寫作經(jīng)驗。
記 者:您認為兒童文學是否需要傳遞生活的豐富和復雜?
薛 濤:肯定需要。兒童文學作品呈現(xiàn)出的生活越豐富越好,越復雜越好。不但讓讀者看到生活的真相,更要品出人生的本質。不仿真,不偽善,不虛美,惟有如此兒童 文學的生態(tài)才能平衡。兒童文學什么時候能坦然面對復雜的慘淡的人生,用高超的敘事藝術為人性的成長畫出一條真實可靠的路線圖,這個路線圖不會讓人誤入歧途 (此為“真”),它懷揣一顆悲憫心把人性帶到有光亮的地方(此為“善”),并保證這是一次美妙愉悅的旅行(此為“美”)——這時候才會產(chǎn)生面向未來的經(jīng) 典。
大地給予創(chuàng)作需要的一切
記 者:梳理您的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大致可以分為哪些階段?
薛 濤: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算一個階段。主要是中短篇小說,取材現(xiàn)實,對現(xiàn)實進行凈化、提煉,以詩性做最高藝術指標。代表性作品有小說《空空的紅木匣》《藍飄帶》《如歌如詩》等。
上世紀末到新千年最初5年算一個階段,主要是中長篇小說,我對現(xiàn)實的提煉升至幻想境地,以探索幻想文學的中國化為努力方向。代表性作品有短篇 《隨蒲公英一起飛的女孩》,中長篇《廢墟居民》《精靈閃現(xiàn)》《正午的植物園》,也有童話《兩只相距四點五厘米的螞蟻》《一棵銀杏與一棵銀杏的愛情》,直至 取材中國神話傳說的“山海經(jīng)新傳說”三部曲。
近幾年是我最看重的階段,我的創(chuàng)作風向發(fā)生很大的轉變。作品涉及各種篇幅的小說,體裁還涉及詩歌、散文、童話。我把寫作姿態(tài)從仰望星空回落到腳 下的大地。代表性作品有短篇小說《鐘聲不止》《小車站》,中篇小說《護林員的春天》《小城池》。長篇小說《滿山打鬼子》《虛狐》,散文《與秋蟲為伴》,詩 集《四季小豬》,童話《稻草人》《河對岸》等等。
記 者:《廢墟居民》《精靈閃現(xiàn)》《山海經(jīng)新傳說》等作品致力于探索幻想文學的“中國化”,兒童文學評論界也注意到您的努力。怎樣理解幻想文學的“中國化”?
薛 濤:中國化,要的不是文化符號,是內(nèi)在的文化性格、精神氣質。近年出現(xiàn)的幻想文學,帶著濃厚的外國文學痕跡。我讀過一些作品,大多還是“學習心得”,并非 出自靈魂深處的“本土沖動”。其實真摯地寫自己的生活,寫作時有靈魂的震顫,本土性便自然存在,就不必懷疑它的本土性,F(xiàn)在有沒有世界性的生活呢?也許 有。有沒有世界公民式的作家呢?據(jù)說也有。目前我只想站在腳下的這塊土地,寫出具有“普世性”的作品。
記 者:從之前空靈唯美的幻想文學到后來描寫您熟悉的那片土地的生活,您的創(chuàng)作開始轉變風向,用您的話就是從仰望星空到俯視大地。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您對于生活和文學有怎樣的感悟?
薛 濤:年輕的時候寵信想象力,認為靠虛構本身就能把小說寫到極致。寫來寫去不好意思再寫了,再寫就是重復。前幾年我讓自己停下來,尋找新的出路。這時候,我感受到腳下的土地。故鄉(xiāng)風物、蕓蕓眾生突然浮現(xiàn),闖進我的視野。我第一次體會到什么叫地氣,什么叫底氣。
其實,我還從未認真打量它的寬度、感知它的質感。它是如此遼闊、豐腴。風景和糧食、空氣和水、歌聲和微笑,生活需要的一切大地都給予。故事和細 節(jié)、詩意和想象、絢爛和蒼涼,創(chuàng)作需要的一切大地也給予。從前,總擔心想象要枯竭,故事會結束。其實,草木歲歲枯榮、四季年年更迭,萬物生生不息,F(xiàn)在, 我堅信靈感眷顧那些深情匍匐在大地上的作家們。
天空絢爛,大地豐腴。作家是天地之間卑微的乞討者,全賴著它們的施舍、養(yǎng)護。
我要挖掘的是人類精神深處的 “城池”
記 者:《小城池》中那片廢墟以及沙漏自己的小城池,象征著什么?
薛 濤:“廢墟”象征坍塌的現(xiàn)實和人生。在沙漏那里,“小城池”是一個女孩不容進犯的內(nèi)心。在五爺那里,“小城池”是他私密的情感領地,它同樣不容進犯。然而 進犯卻無時不在,它就像一盞不甘心熄滅的探照燈,死死盯住人性角落中那條幽深的隧道,有點粗暴又有些偏執(zhí)。面對外部世界的進犯,“小城池”其實岌岌可危。
我要挖掘的是人類精神深處的 “城池”。它是尊嚴、信仰,它像蹲在人心里的一尊“佛”。外部世界動蕩不止,它是深藏在人心底部的穩(wěn)定內(nèi)核。
記 者:在《小城池》里您用細致的筆墨成功地塑造了沙漏這樣一個形象,卻讓她在小說的末尾猝不及防地被埋葬在廢墟中。這樣的處理給讀者帶來極大的震撼,心里有 久久揮之不去的感傷。為什么會這樣處理結尾?我發(fā)現(xiàn)您的作品中常常會有一個悲劇性的結局,或者滲透出淡淡的憂傷,您是否更喜歡悲劇?
薛 濤:我總認為大團圓結局是作者的無能,這肯定是偏見?墒钱斈阏f我的作品常常會有悲劇性的結局,我看也該警惕一下了。這是否也算無能?
這個故事本來有一個圓滿的結尾,沙漏和五爺?shù)那巴靖庸饷、燦爛。寫完之后又茫然,覺得這個結尾太虛偽,違背我的藝術良心。我反復考量,終于徹 底看透它的“無恥”。于是改成現(xiàn)在的樣子。這樣結尾不是刻意要震撼的悲劇效果,它肯定更誠實。誠實比什么都重要。 “作為一個職業(yè)說謊者”(村上春樹語),小說家有權利對讀者“撒謊”。不過優(yōu)秀的小說家卻不該濫用這個權利。他總是握著一個基本的良知——掀開一個更真實 的世界。所以,小說家筆下的世界常常殘缺,充滿“哀傷與別離”,讓人黯然神傷。這卻是對現(xiàn)實的尊重,也是對讀者的尊重。
我不敢濫用說謊的權利編造 “虛假生活”。
記 者:我發(fā)現(xiàn)您特別“迷戀”死亡。《小城池》《隨蒲公英一起飛的女孩》《稻場笛聲》《正午的植物園》《精靈閃現(xiàn)》等等都涉及到死亡,為什么會這么處理?是否認為死亡具有一種殘酷的美感和詩意?或者說死亡在您的敘事策略中是一個重要的部分?
薛 濤:童年經(jīng)驗在作怪。
我的家鄉(xiāng)盛行靈異故事,傍晚的街談巷議常常彌漫詭異的氣息。父親母親圍著夜燈講,眼睛里閃著神秘的光;奶奶和鄰居隔著墻頭講,時不時回望空曠的 田野,眼神中充滿疑慮;父親的一個朋友跟黃鼠狼有某種默契的關系,實際上他被那個小生靈控制。人們便四處尋找那只黃鼠狼,打死它,他才能恢復自我;爺爺去 世以后還時!肮忸櫋,據(jù)說他還有些未了的事兒(《隨蒲公英一起飛的女孩》《正午的植物園》寫的就是死后“未了的事兒”);大舅25歲因病去世,從此我家 常年籠罩在憂傷、神秘、怪異的氛圍里(這個氛圍在《精靈閃現(xiàn)》里隨處可見)。我的審美取向大約在那時候定型。
少年時代的這些見聞讓我誤以為“死”并不是結束。非但沒結束,更精彩的故事開始了!八馈,實在是我寫作時繞不開的經(jīng)驗,我癡迷它的殘酷,玩味它的詩意,以至于它成為我的敘事策略的一部分。
記 者:塑造小英雄曾經(jīng)是兒童文學的一個傳統(tǒng)。一些成功的小英雄形象比如小兵張嘎、潘冬子等深入人心。您在《滿山打鬼子》中塑造的滿山與這些經(jīng)典的兒童形象不同。能否談談您的創(chuàng)作初衷?
薛 濤:滿山首先是一個孩子,到最后也不能算標準的英雄。滿山按照一個孩子的本性行事,從來不用“英雄的思維”行事。滿山?jīng)]有鮮明的民族意識和敵我概念,即使后來有了一些領悟,也是經(jīng)歷了漫長的覺醒。
滿山是我少年時代的精神自傳。滿山是我。
記 者:您的抗日題材的兒童文學與之前那些作家的相比有了不同和超越。
薛 濤:也不敢說有多少不同和超越。
我沒有大寫軍事侵略,主要觸及到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侵略,實質是精神的侵略。電視連續(xù)劇《滿山打鬼子》的制片方和編劇在改編這部作品時也著重抓住 了這個層面的立意。我究竟想寫什么呢?戰(zhàn)爭、敵我、中日、侵略、人性……已經(jīng)寫得夠多也夠精彩了。那個層面的東西已無需我再費心思。我要把更永恒的意味寫 出來。因此我把立意落在一個不文明的力量對童心的蔑視、對成長的襲擾,對詩性的掠奪,它是一個不死的惡魔,借助一切機會和手段以便達到它的陰險目的。當然 在《滿山打鬼子》中它利用的是民族間的侵略,在《如歌如詩》中它利用的是“物質”和世俗力量。這樣的摧毀,過去如此,現(xiàn)在也這般,將來也不會銷聲匿跡。如 果說我寫的是戰(zhàn)爭,這個戰(zhàn)爭肯定超越了敵我戰(zhàn)爭、民族戰(zhàn)爭,它更是一個孩子執(zhí)著的內(nèi)心與粗暴的外部世界之間的戰(zhàn)爭。
一部作品,如同一只竹筍,可以一層又一層地供人剝?nèi),它提供的層面越豐厚越好。
寬恕一切,并善于自我救贖
記 者:您心目中好的兒童文學是什么樣子的?關于兒童文學最重要的三個品質,您認為是什么?
薛 濤:我心目中好的兒童文學:單純,不膚淺;有趣,不低級;優(yōu)美,不矯飾。三個重要的品質是,文字淺白流暢,細節(jié)閃耀靈光,立意高遠豁達。
記 者:您曾經(jīng)在一篇文章中談到文學的“所為”與“所不為”,覺得有些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太過浮躁。您認為當下的兒童文學還存在哪些問題?
薛 濤:近10年兒童文學最大的成就是走進兒童的閱讀,出版界付出巨大的勞動,作家奉獻出相當多的精力和智慧,出現(xiàn)大量的暢銷書和常銷書。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缺憾與成就相輔相生——文學精神旁落了,藝術操守動搖了。當下兒童文學存在的問題似乎漸漸形成共識,這些問題也是我身上的問題。這些問題大多存在于某特定 層面,并不是兒童文學界的整體狀況。因此無須我過度解讀,只簡單列舉一下,權當借此自省。
1.眼睛盯著的不是孩子的書包,而是孩子的錢包;2.對文學不敬畏,對銷售量太敬畏;3.文學情懷淡薄,商業(yè)理念濃厚;4.自戀足夠,自省不夠;5.復制力高居,原創(chuàng)力低迷;6.無根,無家國,也無世界。
記 者:隨著年齡的增長,會漸漸遠離孩子們的世界,生活經(jīng)驗幾乎沒有重合。您如何做到始終保持一顆童心,最大限度地去體味和理解孩子們的世界?
薛 濤:童心其實是這樣一顆心——它寬恕一切,并善于自我救贖。懷揣這樣一顆心,年齡再大又有什么關系?它是一個萬能通行證,與任何時空兼容。四處通達,定能自由出入孩子的世界。經(jīng)過十幾年的創(chuàng)作,我越來無需擔心歲月會把這張通行證收繳回去。
只要腳步走在寬恕和救贖的道路上,這個通行證便暢通無阻。
記 者:您和女兒的關系好嗎?怎樣相處?她是否帶給您文學創(chuàng)作的靈感?您認為我們可以從孩子的世界中學到什么?
薛 濤:我和女兒是朋友。她是我的諍友,告訴我哪里寫的精彩,哪個段落俗不可耐。她也是我的密友,受到打擊時分擔我的不快,收獲果實時分享我的喜悅。
我和女兒是師生,她是我的老師。我寫的“作業(yè)”,她不但每本必審,還要寫上批改意見。我最開心的事情是得到她的表揚和鼓勵。我的很多“作業(yè)”是給她寫的。我常常從她那里探聽其他“老師們”的虛實,她給我講他們的新鮮事。
我還從女兒那里溫習一些詞語的本意,比如幽默、天真、好奇、直率、悲憫、良心、道義。如果說母親是我的文學啟蒙老師,女兒當之無愧是我的兒童文學啟蒙老師。(李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