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要書寫變革大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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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的復興運動源起于一個半世紀前那場恥辱的鴉片戰(zhàn)爭，大清王朝被西方列強一巴掌打落谷底，李鴻章曾驚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逼浜�，接踵而至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北伐戰(zhàn)爭……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繼，赴湯蹈火，卻統(tǒng)統(tǒng)歸于失敗。

　　中國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毛澤東同志領導的血與火的革命締造了新中國；尤其是發(fā)軔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歷經30多年的狂飚突進，經濟發(fā)展大步向前，社會轉型風云激蕩，文化繁榮走向多元，一個東方文明古國和平崛起，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為之矚目，世界為之震撼。

　　試想，中國改革開放啟動之時，形勢是多么緊迫而嚴峻：因長達10年的“文革”浩劫，國家經濟已走到崩潰的邊緣，10億中國人同時發(fā)出驚問：“中國向何處去？”值此歷史關頭，鄧小平同志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和超常的領導藝術，駕馭中國這艘大船撥正航向，義無反顧地駛入波濤洶涌的改革航道：從“摸著石頭過河”到進入“深水區(qū)”，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軌為市場經濟體制，從告別物資短缺的票證時代到財富大量涌流……一路斬關奪隘，沖決“思想雷區(qū)”，其艱難險阻自不待言，其恢弘氣勢堪比黃河長江。

　　我們不會忘記有過的痛苦記憶，半個多世紀前，國家急于發(fā)展，曾經發(fā)起一場“大躍進”運動，提出“超英趕美”的口號，最后鬧成笑話，并釀成一段大饑荒悲劇。但是今天，我們卻千真萬確實現(xiàn)了”超英趕美”，先后超越了英、法、德、日，并一步步縮小與美國的差距。與此同時，經濟實力的大幅提升，又帶動了軍事實力與國際話語權的顯著提升。

　　我們完全可以自豪地宣稱：中國的發(fā)展，是新世紀人類發(fā)展史上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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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在現(xiàn)代化大道上奔跑，當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整個東部海岸線上那條“地理級”生產線源源不斷地向全世界輸出商品，打造了20世紀末葉、21世紀初最耀眼的工業(yè)神話，當中國人用短短30多年的時間，全方位推進市場化、工業(yè)化、城市化及國際化進程，走完了西方發(fā)達國家100年、200年乃至300年所走過的歷史，在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的同時，毫不諱言，我們也積累了西方發(fā)達國家在他們一二百年的發(fā)展歷程中所必然會遭遇到的困難、障礙和社會矛盾，諸如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貧富不均問題、道德滑坡問題、貪腐懈怠問題等等。

　　我們還必須看到的另一方面是：因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所以全球高度關注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政治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與此同時，磨擦和碰撞也變得越來越頻繁，輪番交替的所謂“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崩潰論”的指責，便是來自另一半球無奈的表達和“抹黑”的伎倆。

　　正是秉持這種清醒的認識、堅定的自信與開拓的理念，黨的十八大報告，高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旗幟，敢于直面經濟繁榮帶動社會結構變遷后的全面轉型問題，主動迎接挑戰(zhàn)，明確攻堅克難的任務和目標，揭示繼經濟強勁崛起之后，邁向現(xiàn)代化強國的戰(zhàn)略機遇。

　　凝聚全社會的智慧與力量，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大力實施民生工程，推進民主法制建設，培育公民社會，以及生態(tài)體系的修復、梳理和完善等等，都需要中國改革再出發(fā)，需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的全方位改革，堅持科學發(fā)展，促進社會和諧共生。

　　前路正長，中國又站在一個歷史的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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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處風云際會的變革大時代，中國作家是幸運的。

　　我們的改革開放創(chuàng)造了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堪與日本的“明治維新”相匹敵；我們波瀾壯闊的社會轉型，堪與歐洲的文藝復興相媲美。在當下激情燃燒的歲月里，輝煌與矛盾交織，希望與困難糾結，豐厚的生活沃土是最有可能催生大作家和大作品的，就看我們的作家有沒有能力把握時代發(fā)展的大勢，有沒有能力深刻揭示社會生活的本質。

　　毫無疑問，社會生活的極大豐富，為作家提供了多樣化寫作的可能性；社會開放度的日益提升，又給予作家更寬松的創(chuàng)作空間和創(chuàng)作思想的更大自由度。目前，傳統(tǒng)文學、市場文學和網絡文學三分天下的文學版圖呈現(xiàn)，便是一個生動的明證。文學永遠是社會生活的“晴雨表”，變革時代的成就也好、輝煌也好、困難也好、挫折也好、探索也好……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新生事物、新鮮信息每天都如潮水般涌來，這給作家提供了豐富的創(chuàng)作元素。你可以寫自己的“小我”，但我們國家當下的社會變革更需要作家們有大江東去的書寫狀態(tài)，也值得作家們如大江東去般地書寫和記錄。

　　王蒙先生曾說過，他那一代作家，遠不如前輩的老作家，比如魯迅、茅盾、巴金、郭沫若、沈從文等，他感佩上一輩作家學貫中西，知識淵博，是學者型作家。但現(xiàn)在的年輕人受到的教育普遍比較系統(tǒng)、比較正規(guī)；互聯(lián)網的快速崛起，我們國家又似乎一夜之間進入了“全民寫作”時代，它是一種無門檻、無審查的寫作狀態(tài)，給作家提供了空前自由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和天馬行空的創(chuàng)作語境。關鍵問題是，不管在什么載體上發(fā)表作品，最后還要回歸到文學。文學是人學，是人的社會關系的總和。文學的尊嚴與高貴，就在于它要表達的永遠是熱切呈現(xiàn)社會生活的紛繁多姿，深刻揭示人的命運和人性的本質。

　　時代對作家如此厚愛，作家要書寫變革大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