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照亮我不斷前進

特•賽音巴雅爾（蒙古族）

特·賽音巴雅爾發(fā)言　攝影：王紀國

　　參加這次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會議，我很高興。今天還讓我講話，那么，我講什么，我考慮之后，想講自己在這些年為創(chuàng)意建立中國少數(shù)民族作家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和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館(以下簡稱“文學館”)的過程當中的一些體會、感受、做法和今后的決心。

　　俄羅斯偉大的作家列夫·托爾斯泰曾經說過：“人生不是一種享樂，而是一樁十分沉重的工作”。這些年，我也體會到：人生不是一次長假，而是一次長跑。要跑長跑需要耐力、使勁和沖刺，同時還需要同志們的關心、支持和加油。我的一生就是在人生長跑線上，不斷地長跑過程。在別人眼里，我這個人是少年得志，人生之路既筆直又順利，其實也不全是，我的人生之路也有曲也有彎，也有坑也有洼，有時候被妒嫉，受打擊，甚至得到不公正待遇。但是，我的頭腦始終非常清晰。我認為：人活在這個世界上，不是為了要從這個世界上得到什么、索取什么，而是為這個世界創(chuàng)造什么、奉獻什么。所以，我在人生經歷當中，雖然受到了一些不公正待遇，但我為人民服務、為國家服務、為民族文學事業(yè)服務的人生目標和信心毫無減退，我覺得為人民、為國家、為民族文學事業(yè)而忘我地工作，是非常愉快和幸福的事情。

　　關于我的人生，一些評論家、新聞媒體的記者總結出兩條，說我跳了兩次“三級跳”。

　　第一個三級跳是：我主編了三部系列文學史，即：先編了《中國蒙古族當代文學史》，然后編了《中國少數(shù)民族當代文學史》，最后編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一部比一部艱難，一部比一部有意義。

　　第二個“三級跳”，說我先搞文學創(chuàng)作，寫詩歌、散文、小說；然后進行文學研究，編寫文學史；最后搞實體，建中心和文學館。

　　1980年組織上把我從中央少數(shù)民族語文翻譯局調到中國作家協(xié)會，參與創(chuàng)辦專門發(fā)表少數(shù)民族作家作品的全國性文學刊物《民族文學》，后又當該刊領導。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光搞文學創(chuàng)作不行，還需要文學研究，不僅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學，也要研究其他少數(shù)民族的文學，要研究包括漢族文學的整個中國文學，于是我就邊研究，邊主編了三部系列文學史。同時我又覺得光靠個人的力量不行，要成立一個中心，要建一座文學館�？梢哉f，這是我多年的夢想。

　　在中宣部、中國作協(xié)、國家民委、內蒙古自治區(qū)黨委和政府的關心和支持下，我創(chuàng)意建的中心于2005年9月15日在內蒙古師范大學(以下簡稱“內蒙師大”)正式揭牌成立。我創(chuàng)意建的文學館于2007年5月30日，在內蒙師大盛樂校區(qū)舉行奠基儀式；2009年9月15日隆重舉行開館典禮，同時舉辦了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大型展覽和新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60年研討會。歌頌黨的民族政策的偉大，體現(xiàn)黨的文藝方針的英明。全國各地的少數(shù)民族作家們來了，中宣部、中國作協(xié)、國家民委和內蒙古自治區(qū)的黨政領導也來了，開館慶典舉行得既隆重又成功。

　　我創(chuàng)意建的文學館不像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那是大作家巴金倡議建的，是由國家投資建的。還有河北文學館，正在建的“云南文苑”，都是當?shù)厥∥�省政府投資建的。我這個文學館，是我一個人既沒錢又沒權的情況下，在內蒙師大黨政領導和全體師生的支持下建的。后得到了中宣部、中國作協(xié)、國家民委、內蒙古自治區(qū)黨委和政府支持，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溫家寶總理、劉云山部長、布赫副委員長、司馬義·艾買提副委員長的支持。

　　那么，地址為什么選在內蒙古呢？因為我是內蒙古人，蒙古族，1976年進北京。我經過多次考察之后，決定回我的家鄉(xiāng)回我的母校建最合適。因為家鄉(xiāng)的領導和母校的領導我比較熟悉，他們對我也很了解。我跟內蒙師大的校長陳中永教授一說，他立即同意，組織班子，并撥�？钊嗣駧�40萬元，作為啟動資金。但是，說起來容易，真正干起來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對他們說：一定要在戰(zhàn)略上輕視它，戰(zhàn)術上重視它，干每一件事情，都要認真對待，辦每一件事情，都要細致去做。那么，沒有錢怎么辦？我提出：花錢能辦事，少花錢也能辦事，甚至不花錢還可以辦事。必須發(fā)揚主動精神、創(chuàng)造精神和奉獻精神。我?guī)缀鯊U寢忘食，帶頭干起這項工作來。我家在北京，一年365天中幾乎200多天，不是在內蒙古就是在全國各地。在這件事上我沒有考慮過個人利益，更沒有考慮升官發(fā)財，我已經是個退休的人了，能給我升官嗎？能給我漲工資嗎？絕對不能。我忘我地工作，就是為了奉獻。

　　建中心，建文學館，有很多有利條件，但也不全是，也有不少問題和困難都需要我去處理。比如：需要理順各方面的關系。在學校內部，我要理順和各院、系、處、室之間的關系；外部我還要理順與中宣部、中國作協(xié)、國家民委的關系，理順與各省市自治區(qū)的宣傳部、作協(xié)、民委的關系，理順與全國各地少數(shù)民族作家們的關系。這是很復雜很繁重的工作。這方面，我付出了很多時間和精力，解決了很多問題。同時，我還要時刻警惕和注意出現(xiàn)新的問題和困難。有些問題和困難是預料到的，有些問題和困難是預料不到的。我說一個很小的例子，比如：編文學史、搞展覽，名字排列怎么辦？誰是第一，誰是第二，這都是很難處理的事情。上世紀80年代末，我開始編文學史的時候就定了一條原則，我編的當代文學史中寫進去的人都是當代作家，這些人絕大多數(shù)都活著，不少人我還認識，是我的同志、朋友，有的還是我的領導，不好寫，不好分檔次，怎么辦？我采取了作品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不管是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是朋友不是朋友，是領導不是領導，就看作品。作品夠標準就寫進來，不夠標準就不寫，因為我是搞學術的，必須采取科學的態(tài)度，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給讀者，給歷史留下一個比較準確公正的東西，只有這樣人家才能承認，50年以后、100年以后，那時候的人就沒有非文學方面的因素和人際關系方面的框框了，就看作品了。所以，不能看眼前，要看未來，必須有歷史的責任感。

　　我有個體會，做這項工作的人，不能有私心，更不能以自己的愛好或恩怨來處理這個事情。為什么把他放在第一，為什么把他放在第二，為什么寫一章，為什么寫一節(jié)，一定要有根有據(jù)，有道理。我在編文學史，在文學館搞展覽，后來編輯出版大型畫冊《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館》時，就是這么處理的，盡量做到全面、系統(tǒng)、準確、公正。

　　關于收集資料的問題，文學館大樓工程開始之后，我重點抓軟件建設。內蒙師大是在內蒙古地區(qū)最早建的高等院校，也是整個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最早建的高等院校，它的圖書館是很大的，資料是豐富的，各種圖書是很多的，所以，我從學校內部收集資料。這是校內收集。還有校外收集。我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qū)收集資料，這我又分重點和一般，我認為抓老作家和已故作家的資料是重點，這不光是收集的問題，而是挖掘和搶救的問題。從2005——2009年，我去過20多個省、市、自治區(qū)，先后拜訪了400多位少數(shù)民族作家或已故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家屬。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現(xiàn)在我們已經收集到30多個省、市、自治區(qū)(包括臺灣、香港、澳門)55個少數(shù)民族的1700多位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著作、手稿、書信、照片、實物及有關資料；收集到藏族的《格薩爾》、蒙古族的《江格爾》、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等三大史詩的各種版本和翻譯本以及有關研究資料；收集到藏族的《大藏經》(藏、漢、蒙古三種文版)、納西族的《東巴經》、傣族的《貝葉經》、維吾爾族的《福樂智慧》、蒙古族的《蒙古秘史》、壯族的《麼經布洛陀》、瑤族的《密洛陀古歌》、彝族的《西南彝志》、白族的《南詔大理歷史文化叢書》的各種版本和翻譯本以及有關研究資料；收集到16世紀六世達賴喇嘛、藏族著名詩人倉央嘉措的詩歌、18世紀滿族著名小說家曹雪芹的《紅樓夢》、19世紀蒙古族著名作家尹湛納希的《一層樓》、《泣紅亭》、《青史演義》等各少數(shù)民族的各種古典名著的各種版本和翻譯本以及有關研究資料；收集到維吾爾族的《十二木卡姆》、蒙古族的《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中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集成》、《中國少數(shù)民族舊期刊集成》、《二十四史》、《清史錄》等具有重要文化歷史價值的多部文學典籍。

　　內蒙師大雖然是我的母校，但我畢竟是離開五十多年了，是從北京聘請回來的。所以，我們必須互相尊重和關注對方的核心利益和敏感的問題。目前，我跟他們的關系很好。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良好關系，中心和文學館的工作才能順利向前發(fā)展。

　　我在建中心建文學館的過程當中，心情是愉快的，成就是顯著的，都能看得見，摸得著。我認為，建中心、建文學館容易，但如何更好更快地持續(xù)發(fā)展真不容易。所以，文學館去年開館以后，很長一段時間我想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

　　七年多來，我們中心編輯和翻譯出版了我國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作品集和研究專集。如：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的赫哲族著名作家烏·白辛的《烏·白辛文集》上、下卷；已故蒙古族著名作家烏力吉的《烏力吉文集》上、下卷；已故蒙古族著名詩人哈·丹碧扎拉桑的《哈·丹碧扎拉桑文集》6卷；為蒙古族杰出詩人布赫翻譯出版了蒙文詩集《布赫詩集》；給彝族著名詩人吉狄馬加翻譯出版了蒙文詩集《吉狄馬加的詩》；編輯出版了蒙古族作家特·賽音巴雅爾、土家族作家李傳鋒、蒙古族女詩人薩仁圖婭、土家族作家楊盛龍、藏族作家降邊嘉措、回族作家王俊康、土家族女作家葉梅、滿族作家關仁山、瑤族詩人唐德亮、回族作家王樹理、納西族作家楊世光的《研究專集》。今年還出版了彝族詩人吉狄馬加的《研究專輯》上、中、下卷，藏族作家丹珠昂奔的《研究專輯》，蒙古族作家特·賽音巴雅爾的《研究專輯》續(xù)卷，鄂溫克族作家涂克冬·慶勝的《研究專輯》。還翻譯出版了瑪拉沁夫《文集》蒙文版8卷本。以前決定編輯出版的《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大辭典》(約300多萬字)的工作已經啟動，開始進行搜集資料、編寫提綱和條目等工作。我們還編輯出版了四期內部刊物《金秋》，在少數(shù)民族作家和廣大讀者中，影響較大，反映很好。

　　2011年6月我們編輯出版了大型畫冊《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館》，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首發(fā)儀式，向建黨90周年獻禮。見證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少數(shù)民族的今天，更沒有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今天。對此，各級領導，各地作家、學者、專家都非常贊成。他們說：“這件事情完全表達了我們的心情�！�

　　黨和國家的關愛永遠溫暖著我，一個接一個的美麗多彩的夢想永遠照亮我不斷前進！